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

　　《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中国礼仪之争”主要是由于双方对中西文化和宗教的不同理解造成的，但是多国矛盾加剧了神学冲突。　　17世纪，法国因素加入了本已复杂的中国问题。1661年（康熙即位前一年），法国权相马扎兰（ Mazaran）逝世，路易十四亲政。“太阳王”一贯喜爱中国书籍、文物，和本国耶稣会关系密切，因而决心与葡萄牙争夺在中国的传教权。在路易十四的努力下，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Ⅶ，1655-1667年在位）向中国派遣了三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此举干预了原定的保教权，引起葡萄牙的强烈抗议。这三人*终没有到达中国参与内地传教。康熙十七年（1678），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南怀仁向欧洲呼吁，尽快向中国派遣懂得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传教士，得到积极响应。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其经济、军事、政治力量在天主教国家已凌驾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之上。在文化上，法国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也迅速发展，与英国互争雄长。1682年，路易十四与大臣柯尔柏（Colbert）、他的忏悔神父耶稣会士拉雪兹（Pere de la Chaise）、著名数学家洪若翰、法国天文台台长喀西尼，决定了对中国的传教计划，由洪若翰带队，张诚、白晋、李明、刘应和塔卡（GuyTachard）加入，组成著名的“法兰西六人传教团”。他们在中国深为康熙皇帝喜爱，在欧洲大量著述，是利玛窦以后对中西文化交流贡献*大的耶稣会士。“中国礼仪之争”中，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中国礼仪之争”既是罗马教廷与北京政权之间的宗教争议，也构成了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与清朝之间的多边及双边世俗关系。葡萄牙在中国享有特权，占据澳门特殊地位。从商业利益考虑，澳门总督经常利用耶稣会士与明朝和清朝建立密切关系，而努力避免与中国发生宗教冲突。当罗马或西班牙、法国为宗教事务而侵犯其传统特权的时候，葡萄牙和澳门总督的反应十分强烈。1707年6月29日，铎罗特使在回到澳门的时候，立即遭到软禁。三位代表一起照会铎罗：军方通知他的住所已被包围，不得离开；总督代表告诉他不得向外发布任何命令；澳门主教和方济各会、耶稣会的代表则请求他放弃“南京命令”。为避免当时就被投入监狱，铎罗穿起了主教大礼服，逃进教堂，跪着高声诵唱圣人祷文，使士兵不能下手。事后，葡萄牙国王约翰五世和果阿总督还是宣布铎罗为葡萄牙国事犯，予以关押。澳门主教宣布“南京命令”所称的“弃绝”处罚无效。在澳门的大多数修会的会士都服从这个决定，只有少数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会士仍然追随铎罗。　　有西文资料说，康熙通过广东官员向澳门葡萄牙当局照会，要求关押铎罗，直到康熙派往罗马的特使艾若瑟带消息回来。中文中没有见到康熙或广东督抚与澳门葡萄牙当局联络的文件，但双方的合作是明显的。澳门方面将铎罗关押了三年之久，直到他1710年6月8日去世。三年里，澳门葡萄牙当局一直害怕他被西班牙船只劫走。葡萄牙政府并不一定是站在维护中国礼仪的立场，它只是为了不让罗马和西班牙染指中国事务。在罗马和北京之间，葡萄牙及其澳门当局充当了强有力的调解人。当铎罗与康熙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后，教宗克莱芒十一世多次通过葡萄牙国王向康熙请求帮助继续维持中国天主教会。1709年3月20日教宗的信还是通过澳门送达康熙的。葡萄牙及其澳门当局对北京与广州通常都采取迎合、妥协的态度，通过“中国礼仪之争”的居间作用，又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康熙采取的是“个人化”的外交原则。康熙本人并不完全明了当时的国际格局，也不熟悉当时的国际交往方式。康熙思想开放，但他只是以个人兴趣，而非国家商业或政治利益来与欧洲交往。他希望通过身边的传教士，与欧洲各国国王和罗马教宗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在献给路易十四的《康熙帝传》中，白晋说康熙不像历代中国皇帝那样蔑视外国人：“皇帝也以其特有的这种伟大胸襟，非常热情地接待荷兰、葡萄牙来朝的使节。在这方面，皇帝的才智和习惯显然与一般中国人不同。中国人长期蔑视外国民族，认为不值得与任何外国民族交往。即使接待外国的使节，也无非把他们看作来朝贡的。除了向中国人学到了科学和文明的日本人、越南人及朝鲜人以外，中国的其余邻邦也确实是极其粗野的。”但是，康熙的这种开放态度是个人化的，而非体制性的。一个例子是：他把北京的西洋传教士当作“朝廷供奉”来差遣。更明显的例子是：他主动向欧洲遣使，但只是用亲信传教士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