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镜头里的记忆

　　一、相识于“五四”1904年2月4日，邓颖超出生在广西南宁，乳名“玉爱”。她的父亲邓庭忠当时在广西省做镇台，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湖南长沙人，经过媒妁之言与邓庭忠结婚，随丈夫到了广西南宁，婚后生了邓颖超这个唯一的女儿。邓颖超3岁那年，她当镇台的父亲因为得罪了上司，被流放新疆，她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为谋生，1910年邓颖超随母亲从南宁辗转来到天津，靠母亲行医和做家庭教师维持生活。　　后来得知，父亲在刑满回家的路上猝死他乡。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一位敢于反对封建习俗、性格刚强的知识女性，母亲自立自强的性格对邓颖超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母亲经常教导邓颖超，女子必须独立、自强才有出路。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起个人经历时，专门说到邓颖超的母亲。他说，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60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说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　　邓老太太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以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7年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1912年，8岁的邓颖超随母亲又到了北京，入北京平民学校读书，受到学校创办人、校长陈翼龙革命思想的启蒙。1916年，12岁的邓颖超(当时名叫邓文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邓颖超在她的习作《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的感言》中写下“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表现了她的报国之心。　　“五四”时期，15岁的邓颖超投身到爱国运动的行列之中，她和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发起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她是讲演队长。后来她这样回忆：“当时我们这些青年都是爱国的，热情高涨，不顾一切，为反对政府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为实现中国的改造，流血牺牲，被捕坐牢，以致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吴建宁采访了邓颖超天津直隶**女师的同学梁岫尘。她说：“有一次给我印象*深，到城东南角演讲，她怕群众听不清，于是就问附近的老大爷要桌子。桌子这么高她怎么上？我正在她旁边，她一撑我的胳膊，‘噌’的一下就上去了。她是大声疾呼，声泪俱下啊。这时候观众很多，都围上了。她越讲越激动，听众甚至都掉眼泪。”那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一身学生装，胸前别着一枚圆形的“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徽章，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在天津学界已很有名气。一次，周恩来到母校天津南开学校，当时讲台上一位女学生正在讲演，她就是邓颖超。年仅15岁的邓颖超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S”髻，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看着台下的同学，满怀激情地报告了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的情况：代表团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们在天安门前等了3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军警毒打和逮捕。她声泪俱下地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的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　　周恩来目睹这个场面也被感动了，他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并小声询问身旁的一位学生，演讲的人是谁。　　学生回答说：“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队长邓文淑，直隶**女子师范的学生。”一个擅笔战，一个擅演讲，都是活跃人物，一开始相互就留下了印象。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接受吴建宁采访时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经常与她闲聊，讲起与周恩来当年的那些片断。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邓颖超：“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邓颖超说，哟，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英俊。她曾经看过周恩来主演的新剧。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南开又是个男校，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由于周恩来生得俊秀，先后扮演了《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其扮相很像，演技逼真。正是周恩来演的“华娥”一剧，使她早就记住了“周恩来”这个名字。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1919年9月，天津学界20名青年精英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生10名，女生10名。在结社时，他们通过抓阄排列序号。21岁的周恩来抓到5号，化名为“伍豪”；而年仅15岁的邓颖超抓到1号，名为“逸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