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3版

　　《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　　将话语制度主义和建构制度主义统摄为制度理论的一个变体，我们获得了制度主义的又一理论分析方法，它比《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中讨论的其他制度主义更严重地依赖于观念。规范制度主义也将规范和价值观念置于理论解释的中心地位，但它并不如此明显地聚焦于政策观念的实质功能。规范制度主义的主要逻辑是规定制度内的适当行为，而非强调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和理念。　　虽然以利益为解释基础在政治科学中十分流行，但也有一股引人注意的思想潮流强调把观念作为解释的独立来源（Goldstein and Keohane，1993；Braun and Busch，1999；Gofas and Hay，2010）。顺理成章地，话语制度主义成为强调政治观念重要性的一般方法中的一个突出代表。或许人们将立足于观念基础上的阐释和立足于利益基础上的阐释，作了截然的区分，可是对于理解公共行为及其所在制度的复杂性来说，它们确实各自代表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到目前为止，我在《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中讨论的所有制度主义理论中，话语制度主义是*少从结构角度讨论制度的一种。尽管“制度”这一术语似乎意味着结构，但在这种情况下结构更多是虚拟的，意味着共同的理解，或许也意味着共同的信仰，而非等级制度或正式结构。跟经验制度主义作个比较（参见第五章），就更为明显了。经验主义对制度的理解几乎完全依赖于正式结构和“铜匾制度主义”（brassplaque institutionalism），而话语制度主义尽管并未回避正式制度，但相比于成员的观念和发生在制度结构内的交流而言，却把它们置于次要地位。　　制度研究中的话语及其建构主义，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建构主义（见Kratochwil，2009）关于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如果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和频繁变换的社会意识的产物，那么制度就不是稳定的行为模式和稳定的规则体系，而是短暂的意识，我们不应该期望从中产生出任何恒定的东西。不过，某种程度上来说，制度又确实相对稳定。从话语的角度说，制度也许像一个相对稳定的论坛，在这里，持续的讨论和重新定义一直在进行着。　　尽管可以用不同方式阐明话语制度主义与规范制度主义的不同，但就基本逻辑而言，两者有重要的相似之处（见第二章）。这两种理论中的制度，主要都是通过它们的观念和规范来定义的。而且，制度的创立都极其依赖于向预期的成员灌输～整套价值观念。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制度行动者的行为首先是制度的价值和观念而不是规则和结构发生了作用。并且，制度的变迁都是通过改变观念和规范实现的，尽管规范制度主义倾向于更强烈地依赖自上而下的过程来促成这种改变。　　虽然这两种制度主义理论存在着基本相似点，但它们之间也有多处不容忽视的差异。*根本的差异在于，规范制度主义深深植根于组织理论，并且把组织作为制度活动的基本载体。3话语制度主义则相反，它不假设有事先建立好的组织结构，而是认为制度及其相关的组织是从成员间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沿着制度的互动特性进一步推论，话语制度主义中的组织规范是更有弹性的，是通过互动而建构起来的，而规范制度主义中的组织规范，则是被规范、象征、惯例、神话以及其他类似的已经存在的模式所规定了的。　　根据以上的不同，话语制度主义中看上去没有等同于“适当性逻辑”的东西在起作用。在规范制度主义中，适当性是定义制度的方式，是制度参与者的行为标准（Marchand Olsen，1989；Christensen and Rovik，1999）。在话语制度主义中，由于规范首先是在互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那么额外的行为标准就似乎没有可行性了，甚或是不需要的。因此，就如已指出的，在各种制度主义理论中，话语制度主义是*漠视结构的，而以这种方式定义的制度，也让制度成员面临着*大的模糊不确定性（同时也是*大的行为场域）。　　除了和规范制度主义有相似处之外，话语制度主义与国际制度主义以及几种更广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其中的建构主义思潮尤为相似（Finnemore and Sikkink，1998；Howorth，2004）。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互动模式是由民族国家的权力运作构成的。建构主义与此相反，他们认为这种互动更多是由各个行动者的观念、协商以及交流构成的。在建构主义看来，民族国家绝不是国际政治中仅有的参与者，非政府组织和诸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管制组织也参与其中，共同塑造着国际体系的治理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