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遗址与安迪尔遗址:1900-1901

第四节 古代木板和皮革上的文书 上述古垃圾堆出土的大量文书，个体的形状与质材上的多样性，与大部分良好的保存状况一样明显。这使我们可以方便地将对它们的描述，与对整个遗址出土文书主要类型的表面布局，与这些古代木、皮“纸”的制作技术的综合分析结合起来。 佉卢文皮文书是 N.xv*先清理出的醒目的新东西，因此评述正好从这里开始。由于发现的总共 23件文书中，有不少于 11件是完整的，而且另有 3件也几乎是完整的，所以这些文书总的形状与布局从一开始就弄清楚了。从完整的标本判断，这种文书总是由平整精致的椭圆形羊皮制成，只在一面书写佉卢文，字行与长边平行。大部分文书中，正面右边底缘附近，与正文分开一段距离写有简单的日期项：mase（月）…divase（日）…，以及表示月、日的数字。我没有见到一件文书上署有年份。几乎所有保存正文抬头部分的文书，起首格式都相同，为国王陛下敕谕，表明是官方文书，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这是楔形底牍正文起首的程式化套语。这些文书也一样，套语与正文本身的开头部分之间有很大的间隔。不用此格式开头的文书没有几件，我们可以推测它们属于非官方性质的文书。 大多数皮文书被发现时都叠成小册子，其余的文书从羊皮磨损的折痕和其他痕迹判断，以前也是折叠起来的。仍然保存完好的折叠着的文书，大多数我不怎么费劲就打开了。这些文书的折叠方法是：皮片沿纵线对折，然后再沿同一方向对折一次，这样就将皮片沿纵向分成了四小片，*下面的一片一般只包含有日期项，成为折叠的窄长册子的表面页之一，但它的书写面则朝里。这样，整个写有字迹的正面就得到了保护。*后，再将这样折叠成的册子垂直对折。这样，文书左面的底缘可见切开一条半连着的窄条，左面本身朝左的折页*末端折转过来，刚好露出抬头的首行字迹。尽管不那么清楚 ,其他皮文书中也见有类似的切条。我因此做这样的猜测，即这种切条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与这种文书的捆绑有关。皮文书确切的捆绑方式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不过对此作过一些观察，我认为值得在此一提。 鉴于为了保护写在双楔形或双矩形木牍上的通信内容不被非法拆阅而采用了非常巧妙的设计，因此可以依此类推，为了保护皮文书，尤其是写有官方律令的皮文书的内容不被非法拆阅，也一定采用了某种设计。按现在式样做的信封当然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但在 N.xv的垃圾堆中，没有发现任何这类东西，而其他种类的“信封”又那样丰富，所以这个否定的事实就显得很重要。在几块较大的皮文书中，有两块特别有趣。但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这两块皮文书的第三折和第四折之间曾插有一个扁平的椭圆形物体，那里有曾放置的插入物在文书正面留下的凹印痕，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应部分颜色的消褪。很明显，这个插入物在那个位置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留下如此持久的一个痕迹。更可能的结论是，这个插入物是一枚印章。印痕是在与半连着的皮条同一面的文书上发现的，这个事实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可以想象，不止一个装置通过盖上印戳被固定在那里。窄皮条散头可能通过这样一个装置绕过折子的边缘，*后从有印痕的两个折层之间穿过。不过，由于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直接证据，详细描述这种装置毫无意义。按刚才所推测的方法捆扎起来的皮文书，如果要打开，则必须将皮条割断，或者毁掉封印，就像打开泥封的佉卢文木牍那样。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如何才能防止重新插入一个新的假印记。折页之间的有效空间非常有限，要在封料上插入一个合适的印记很困难。不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像这些古代文书抄写员那样机敏的书吏，可以克服这一困难，尤其是如果封料主要是黏土，就像从该遗址未启封和未分开的木牍上发现的所有印记那样。在皮文书上我没有发现任何残存下来的真正的封印，因此只有对现已不存的封印留在皮面上的印戳进行化学检查，也许才能使我们弄清所用的物质是什么。它对字迹不会产生影响，就像封腊一样，这一点几乎不必特别解释了。 通过上述折叠处理，包含正文的整个文书正面得到了保护。背面除一行简短字迹外，全都是空白。所有保存完好的标本中，这行字均出现于露在外面的那层折页上。这一短行字总是以同一个单词 dadavo（意为寄给）结尾。在所有楔形封牍正面的绳孔附近也出现这个字，其前面的两或三个字总带有属格词尾 -sa。这些事实表明，这行字包含的是地址。紧接所有官方文书起首格式之后，经常出现相同的名字，其中*常见的是州长索阇伽，由此我当即就确信这个推论是正确的。由于它的位置暴露在外，地址的字迹已变得模糊甚至被部分擦掉了，但正面原来的黑色墨迹大多完好保存。这样，即使是皮片本身已经褪色或被染污，字迹也依然清楚可辨。 我很遗憾没有安排对这种古墨进行化学检测。但是，从其特征判断，很可能是中国（或印度）墨，例如我在安迪尔戍堡边的垃圾层中发现的那种小墨棒。木牍（包括佉卢文木牍和汉文木牍） 上所用的墨质量和浓度有很大不同，但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表明墨水成分存在差别的迹象。 上述文书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们是至今发现*早的书早期印度语的皮文书标本。现存关于古代印度用皮革作书写材料的文献证据极其少见而且不确切。这一现象很容易认为是宗教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根据宗教仪式，动物本体被认为属于不洁之物。但这里我们有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无论理论上有什么禁忌，它们对和田佛教徒的影响事实上并不比对克什米尔正统婆罗门的影响大。婆罗门可能从很早时期起就习惯于用皮革装订梵语法典，并一直延续至今。那些古文书反映出的精湛的皮革工艺，表明在材料的加工上已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同类型的小块空白皮片无疑是从整张皮片上撕下来的，然后又被扫出公务房而成为垃圾。它们表明，住在这个废弃住宅中的官员不仅收到过皮信，而且也向外寄出这种信件。尽管如此，与各种木牍相比，这种文书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无疑证明木材是当时更加流行的书写材料。皮质材料的明显优势是轻便和易于处理，此外书写者还可根据自己当时的需要进行裁剪。但木料可能更便宜，而且用它制作的“信纸”更易于捆扎。无论优先选择木头作为“信纸”材料的理由是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木牍不可能是当地制作，因为垃圾堆中没有出土制作木牍时剩下的木屑和其他“木纸”残迹。 没有什么比 N.xv出土佉卢文木文书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总体保存良好的状态，更使我能够比较容易地弄清与它们不同类型的用途相关的全部技术细节。这里发现的楔形牍甚至为数更多（我们已从 N.i发现了很多），其中有 6对保存完好的完整双牍，此外还有 45块封牍和 34块底牍。它们平均尺寸与首次发现的那些楔形牍完全一致。 仍然保存有扎绳的完整双楔表明了这类文书的书写和发送方式。绳子是寄信人当初用来将双楔扎牢用的。这类文书一律由成对的木牍组成，相互尺寸完全匹配。每一套双楔牍中，两块木牍的厚度也完全一样，仅封牍的封泥座所在部分加厚。其余部分则可能与牍的大小和木头的质量有关。很可能木匠在制作这种“信纸”时，首先在总体上做出一个楔形，然后将其锯或劈成两块。 N.xv.24的制作者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因为其封牍和底牍的内表面显示的断纹相同。这种双牍一头削成方形，另一头逐渐变尖，靠近尖部钻有一个贯穿上下两块木牍的穿孔。正文写在底牍磨平的正面，成行书写，与楔形的上长边平行，而且没有一处超过 4行，其上置上牍或封牍以保护。封牍还起到一种信封的作用。如果信函内容较长，就接着写到封牍的背面，其方法是：当封牍打开翻过来，整个正文可以同时看到，并且两块牍上的字迹方向一致。封牍 N.xv.24的位置将说明这一点。 封牍方头较厚，外表面突起部一般位于离方头 1.25~2.5英寸处，里面雕刻一个粗糙的矩形封泥座。在 N.xv.71和 N.i.103中，这个座或封泥凹穴是空的。而在 N.xv.137和 N.xv.24的封泥座中，则还填有封泥。封泥座和封牍长边的边缘之间，形成两条突起的边框，上刻三条线槽，以便用线绳子将成对的木牍捆绑起来。扎绳的方法很巧妙，安德鲁斯先生所画线图（见下页图 A~D）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完整的楔形牍和许多分开的双牍上多少还保留着很长的麻线，麻线先巧妙地穿过封牍和底牍的线孔，如图 A所示。事先在线头打出一个线圈（如图 B所示），将线对折过来，把单线搓成双股。然后把封牍放到合适的位置，将它的背面与底牍的正面相合，接着将两牍尖头的连接线圈拉紧，再将线沿底牍背面拉到封泥座的位置，如图 C所示。在这里，这根线规则地扎成十字结，一律按图 D所示方法，扎在封泥座的上面，在 N.i.103中也可见到，与封泥座相通的线槽用来固定线结的位置。*后，没有固定的那端线头在穿过离木牍尖头*近的上缘线槽后，扎到底牍背面的纵向扎线部分上，并在那里扎紧，打成一个结，然后在封泥座中填上封泥，将交叉线盖住。封泥上一旦盖上寄信人的印章，如果不破坏印迹或切断捆扎的线绳，就无法打开木牍。 这种巧妙的布置可以确保木牍内所写内容的安全，防止非法折阅和篡改。如果接收人想保存封泥，同时希望阅后能够方便地重新捆扎（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这种信可以随时保存供以后参考），他只要在线孔附近将线剪断即可。底牍因而就能很容易地从印下方的连接线中滑出来，阅毕又可重新插回到原来的位置。双牍 N.xv.24、137在历经这么多世纪之后，我们现在仍然能够依此方法打开并重新恢复为原样。 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打开并阅读后，楔形双牍的收信人认为用一种明确的方式来保持两块木牍的联系很重要。双牍 N.xv.71是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它除保存有正规捆扎所需的全部布置（包括部分线）外，穿过两块木牍线孔并将它们捆扎在一起的一条单独的短线上，还黏附着一块很坚硬的微红色封泥。这根线的质量与正常捆扎所用的线不同。我由此以及由几乎不能穿过两根线绳的小线孔我推断，现在的捆扎线及悬挂着的封泥是文书被启封后重新加上去的。我们发现，它的封泥座是空的，这次可能是用将原来填在封泥座中的封泥弄破这种方式启封的。否则，处在封泥座中受到保护的封泥，似乎应比线孔处完全暴露的封泥更好地保存下来。若干现代法律文书的扎线或带子上黏着的，同样显然也是这种封泥。对封泥的进一步描述留待介绍矩形木牍时再进行。这里简单提一下保存完好的木牍外表面常出现的词目，以结束对楔形文书的说明。封牍正面总是写有收信人的姓名和头衔。从方头边缘向封泥座方向书写，空间不够时，则延伸到封泥座的对面。封牍 N.xv.24、137上的名址读作“Cojhbo Sojakasa”，即“致州长索阇伽”，这是所寄达官员的头衔和姓名，在发掘 N.xv.时我就认出来了。那里发现的许多佉卢文文书，不论是皮质的还是木质的，都是寄给他的。如果这类文书是寄给两个或更多的人，其姓名、地址行则向尖头方向延续到封泥座对面，就像 N.i.104+16中的那样，这件文书正面上的收信人姓名是州长毗摩和税监黎贝耶。线孔左面，并且通常离线孔很近，写着单词： dadavo（意为寄给），这个词是对封牍另一头前面姓名、地址项的界定。 底牍背面靠近方头规则地书写一个简短的词条，如 N.xv.122、137、N.i.9。在拉普森教授翻译的完整文书中，这个词条总是包含有正文中作为送信人提到的使者或其他人的名字。其他底牍背面上所见相应的词条可能用作同样的目的。我们也有在介绍信的信封上写送信人名字的习惯，这与之完全相似。在 N.i.122的背面，这一词条的位置上横向刻着三个大字。木牍的正文我看不懂，但能读出其中一字为 Prascaya，这说明它们也包含有文书委托人的名字。在 N.xv.137的背面，除方头附近明显包含有送信人名字的一条简短条目外，还有 4行写得很密的字迹，虽然部分字迹已严重褪色，但仍可清楚认出它们出于不同人的手笔。波耶尔*近出版了一篇关于这件有趣文书的译文，其中还附有注释，认为它是一份拘捕某些逃亡者的命令。他表示，背面上的记录已部分解读出来，涉及的是同一对象。这难道是楔形双牍的收信人州长索阇伽这位官员所处理过的命令或摘要？一个更粗陋、奇怪的特征是，有些底牍的背面刻有粗糙的刻痕。 N.xv.17.a上刻的是一个卍字符，N.xv.04、05上刻的是一个画有一短线的小圆圈。显然，它们都是些区别标记，可能是依照“尼散”刻画的，印度有在信封上画符号的习惯，以方便不识字的送信人正确递送。在 N.xv.121中，我们发现封牍正面刻有两个十字符。 如上所述，我们只有根据 N.xv.出土的真正完好的标本才能明确地弄清楚矩形双牍的使用和捆扎方法。和 N.iv一样， N.xv出土的这类佉卢文木文书大部是分开的散牍，曾经合在一起的封牍或底牍缺失。这里出土的这种不完整的文书中，封牍有 28块，底牍 19块。和楔形文书一样，封牍占有主导地位，这一特殊结果是在这些“废纸”被扔进垃圾堆的过程中形成的。启封后，“信封”必然首先被扔到那里，而相应的底牍则可能要留下来以备以后参阅或作其他处置。这些处于分散状态的木牍板外观看起来令人迷惑不解，但当我发现**批四套完整的矩形双牍（ N.xv.151、155、 166、196），一切疑难便迎刃而解。从其中的 N.xv.155、166这两件上可清楚看到，底牍两侧各有一条突起的缘，缘宽分别为 0.5和 1.25英寸。两条缘之间刚好放进一块封牍，封牍的正面中部突起，在突起部中心刻一方形或椭圆形封泥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