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源流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

序
受邀做1988年的柯蒂讲座［the Curti Lectures］是我的巨大荣幸，再次来到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在宁静的水泽之畔，置身于相识已久的朋友、同事和英雄们中间，这让我喜不自禁。这些快乐中值得一提的是，我不仅结识了梅尔·柯蒂［Merle Curti］，而且通过这篇关于遥远时代的叙事，向他在研究近代美国时始终秉持的人性价值表达了敬意。
读者应该知道，本书的这四大章脱胎于我当时所做的三场讲座，而那三场讲座本身只是一个自我教育过程的开始。我非常希望这本书出版许多年后，这个过程仍将延续。必须从这一角度来阅读本书。本书带有这种努力应有的一切尝试性质，甚至是不均衡。写作它主要是为了帮助我自己、我的读者和未来的晚期罗马帝国研究者了解该时期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历史的某些主题，关于它们现在有大量的现代学术作品存在。
许多上述学术作品带来了令人兴奋的结果，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选择以综述形式写作这本书。根据该领域的新进展，它讲述了从公元300年到450年这一时期的某些方面。我试图将上层阶级的传统文化放到一个更加强调其持续的重要性和隐含目标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中。此外，对于基督教主教的劝诫力量的加强，我不仅试图将其同新出现的基督教社会形象，而且同晚期罗马城市中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对前者有充分的证据，对后者则只能勾勒其不完整的轮廓。
读者必须知道，本书中提出的一些不同文化、宗教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尝试性质的。但他们也应该抱有信心，对于该时期的几乎每个方面，新发现的材料，使用从前被忽略的材料，以及巧妙地重新解释长期被想当然看待的证据，这些都让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见证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的*终胜利，拜占庭帝国的建立，以及帝国在西部衰亡的那个时期。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质疑、更新了大量标准概念与通行叙事，和他们在同一个领域工作非常令人放心。
如果想要简单地总结晚期罗马帝国史学史中的哪些变化影响了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陈述，我会说，我们更加了解晚期罗马帝国人对他们时代的政治、行政和社会发展的宗教与文化期待，而且变得敏锐得多。仿佛在关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行政变化的标准描述中曾经轮廓异常清晰的月貌换上了更加柔和的色调，因为现在它沉浸在植根于参与者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希望与恐惧的浓重氛围中。如果我的描述再现了当时有文化的人如何回应、利用与解释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许多戏剧性发展，我会觉得满意。如果它说服别人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能比本书做得更好，我会感到欣慰。
出于这些原因，我试图尽可能地在脚注中评价我所考虑的主题的*新学术成果。我引用了难以找到或鲜为人知的材料，并附上完整的版本信息，无论这些是*新版本，还是大多数情况下*通行的标准版本。尤为重要的是米涅［J. P. Migne］辑成的《教父全集》［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巴黎，1844年起）中的《希腊教父集》［PatrologiaGraeca］和《拉丁教父集》［Patrologia Latina］。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尽可能地有意引用有英语或法语译文和注疏的作者的作品。对于安条克的利巴尼乌斯［Libanius of Antioch］的大量作品和书信尤其如此，我引用了福斯特［R. Förster］的《利巴尼乌斯作品集：1-11卷》［Libanius：Opera，vols. 1-11］（莱比锡：托伊布纳，1903—1922年），在括号中用罗马数字标出卷号，用阿拉伯数字标出页码。对于其他著名作者，我在参考文献中引用的大多数是古代史作品中的标准版本。读者可以不费力地找到这些标准版本和可靠的译文。阿米安［Ammianus Marcellinus］的《历史》［Res gestae］特别采用了罗尔夫［J. C. Rolfe］编辑和翻译的洛布版《阿米安集》［Ammianus Marcellinus］（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1956年）。汉密尔顿［W. Hamilton］的《阿米安：晚期罗马帝国（公元354—378年）》［Ammianus Marcellinus：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354-378）］（英国哈蒙兹沃斯：企鹅，1986年）提供了更新的译文，略有删节。
在这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中，我得到的帮助仅仅用幸运是无法形容的。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让我可以遍游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古代晚期遗址。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无数土耳其人、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具有罕见的礼貌和才干，有时还表现出昂扬的勇气，这让在偏远地区的旅行成为可能——我就不可能走遍曾经是早期基督教和东部帝国历史中心的整个地区。某种程度上，我在卡利亚的阿芙洛狄西亚斯度过的几天是本书的想象核心。一座晚期古典的城市被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眼前——这一代的许多学者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这要得益于那位无比活泼和一丝不苟的主人，已故的凯南·埃里姆［Kenan Erim］罕见的慷慨。我希望他被铭记，即使他现在长眠在这座他喜爱的城市，他曾为那么多人打开了那里无与伦比的财富。
在本书缓慢而艰难的诞生过程中——随着对晚期帝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复杂性认识日益加深，讲座初稿中的洞见被精练，变得更有分量——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们在几乎每个阶段都做了贡献，特别是历史系的。1988—1989年，在一些与我不得不努力解决的问题极为接近的主题上，谢尔比·卡伦·戴维斯中心［Shelby Cullom Davis Center］的会议（当时由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主持）几乎每周都为我提供发人深思的精神食粮。不过说到底，我的书稿*应该感谢我自身所在领域的其他学者们。夏洛特·鲁谢［Charlotte Roueché］和加斯·佛登［Garth Fowden］反复阅读了书稿，不仅增加了大量只有他们能提供的更进一步的宝贵信息，而且还非常决定性地改变了整个研究的视角和平衡。*后，朱迪斯·赫林［Judith Herrin］恰如其分的批评帮助我让这个故事变得更有整体性——它本来很容易分裂成各章所讨论的一个个主题。带着坦诚、慷慨和耐心，这些读者让本书成为现在的模样，他们所做的远比仅仅提供渊博的信息或去除肤浅的瑕疵更加深刻：本书和之前不那么令人满意的草稿之间的差距是对他们友谊的不断挑战。
如果我没有向奥尔加·沙文［Olga Savin］求助，书稿不会那么快和那么容易地准备好，她不仅擅长文字处理，而且细心地读了我的文本。索引要感谢贝阿特丽丝·卡索［Beatrice Caseau］的智慧和勤劳。
*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贝特西［Betsy］。她对我的工作结果永远保持乐观，和我一起经历了因为工作而中断的旅行和每天的劳累奔波，*终得以把三场在好友相伴下所做的轻松讲座变成一本书。我希望，书中为探究一个复杂和迅速变化的领域所做的努力能对晚期帝国的学习者有些用处，从而被证明配得上在迈克尔·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zeff］开始美国生涯的大学所做的系列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