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千年艺术:从古罗斯至先锋派

近代俄罗斯文化与古罗斯文化 文化史的运行与发展不仅是通过这种文化本身内在的变化，而且还通过文化财富的积累来实现。文化财富本身一般不会发生改变，但人们可以创造并积累文化财富，或者使其消失。因此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掌握和借鉴古代文化和异国文化的形式和种类等，均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在诸多的异国文化当中，古希腊文化乃是人类文化中的伟大经典。 在欧洲的文化进程中，古希腊文化经历了各种变形，并不断丰富自己。掌握古希腊文化的**阶段，即“蛮族文化”和公元6—10世纪的“野蛮风格”阶段，这一阶段*终导致了“加洛林文艺复兴”。第二阶段是古希腊文化向罗马风格核心的渗浸阶段。古希腊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式进入了与之相近的哥特艺术之中。从实质上讲，文艺复兴本身就是“古希腊文化的第四个新发现”。而第五个新发现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曾备受重视。像在其他四个新发现一样，在这第五个新发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不仅是学者，而且还有哲学家、作家、建筑学家、雕塑家和画家等。德国艺术史家约翰·温克尔曼、德国诗人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和18世纪德国古典主义画家安东·拉斐尔·门斯的油画、俄罗斯诗人尼古拉·格涅季奇、画家费奥多尔·托尔斯泰、雕塑家伊万·马尔托斯等人的艺术杰作，都是前进路上的一个个阶梯，正是沿着这些阶梯，俄罗斯掌握古希腊文化的热情才逐渐提高，俄罗斯本土的欧洲文化才开始向前发展。非常典型的是，对每一种文化的统一而言，选择和借鉴古风可滋养本国文化的渊源，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18—20世纪的俄罗斯而言，俄罗斯近代文化与古罗斯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是俄罗斯文化的主要问题之一。 近代俄罗斯与古罗斯之间的关系经历了若干阶段，在近代俄罗斯诗歌、文学、绘画、建筑、哲学以及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其中的每个阶段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近代俄罗斯与古罗斯之间关系的**阶段有一个重要标志——彼得一世执政时期。其实，整个彼得一世时代便是近代俄罗斯与古罗斯之间关系的具体体现。无论是彼得一世的同时代人，还是他们的后代，都清楚地意识到，彼得一世的政治功绩就是他将一个古老的罗斯国家变成了一个欧洲式的国家。彼得大帝身边的一等文官戈洛夫金伯爵、海军上将伊万·涅普柳耶夫等要人都曾发表这种观点，那时的彼得一世被看作是当代俄罗斯的缔造者。然而，那时的俄罗斯与古罗斯是完全对立的。 尽管如此，生活在19世纪的俄罗斯人对古罗斯的认识，以及至今依然广泛传播的观念，主要是在19世纪上半叶（确切地说，是在19世纪的前25年期间）形成的。 当时正是开始对俄罗斯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时期，但只是初级阶段；而对古罗斯的艺术、文字和生活习俗等，还尚未开始研究。直到19世纪上半叶，彼得一世的国家改革依然是国民*关注的重大事件，所以19世纪初人们对古罗斯的评价，与人们对彼得改革的评价始终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人们一直通过彼得改革这一举措来看待古罗斯。况且不仅如此，彼得一世的改革这一事件本身还遮掩了整个古罗斯时期。 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既能看见彼得一世改革后的景象，也能看到改革并未波及的事物。改革未能波及是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因此19世纪人们的脑海中自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农民的生活习俗就是社会*底层的生活习俗，也就是古罗斯的生活习俗；农民的文化水平也代表了古罗斯时期的文化水平，这是其一。 第二，彼得一世代表了俄罗斯生活中*积极有效的开端，所以与他所从事的活动相比，彼得一世之前的古罗斯被看作一个停滞不前的、因循守旧的和“长满青苔”的国家。 第三，由于彼得一世迫使古罗斯面向西欧，因此彼得一世之前的古罗斯被看作一个与欧洲隔离的国家，二者之间的隔离墙之坚实犹如中国的万里长城。 第四，17世纪末的古罗斯，即青年彼得所处时期的古罗斯，往往被看作罗斯国家的整个时期。人们似乎忘了，古罗斯曾走过七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直至今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将17世纪末的部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艺术看作整个古罗斯发展700年间的文化。无论是描写彼得一世之前的古罗斯国家哪一个时期（关于基辅罗斯，或关于莫斯科，或关于普斯科夫，或关于12世纪、13世纪或15世纪），均被描绘成17世纪的国家形象。 在上述关于古罗斯的认识和观念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是H.M.卡拉姆津的备忘录——《古罗斯与近代俄罗斯的政治与民事关系》。该备忘录是他在1811年完成的，但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即当它在国外发表之后，很快就开始广为流传。正是在H.M.卡拉姆津撰写的这份备忘录中，阐述了一种错误观点，后来在对古罗斯进行的各种论断（对古罗斯文化的统一特性、变化的特性和农民阶层及其特征的论断）中，这种错误观点逐渐变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正确观点。在人们眼中，19世纪的俄罗斯农民是古罗斯所有阶层的人，即身份*高到身份*低的人。H.M.卡拉姆津曾这样写道：“彼得把自己的改革活动局限于贵族范围之内。那时从索哈村社到皇宫，从外表和生活习惯来看，所有的俄罗斯人之间均有某些相同的特征。从彼得一世时期起，上层社会与包括俄罗斯农民和小市民在内的底层居民被区分开来，一个商人甚至在俄罗斯贵族中发现了德国人。” H.M.卡拉姆津的这一论断既体现在斯拉夫派的观点中，也反映在他们的反对派（西方派）的观点中。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他们对古罗斯文化的基本特征看法相同，但是二者的观点却是相反的：前者对那些特征表示反对；后者却对它们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