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 第2辑

　　《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 第2辑》：　　烈士追悼会以及烈士形象的塑造，是民族精英对普通民众进行国家观念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反日运动本身就是民族救亡的重要举措。无论“救亡”还是“启蒙”依然是局限在“五四”精英世界里的话题，而为反日运动所塑造的烈士形象则是沟通精英世界与普通民众的重要纽带。五四时期救亡性的反日运动正好碰上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使得此次反日运动兼具“民族救亡”和“爱国主义”启蒙的双重性。在全国范围的反日运动展开之前，时人已经注意到反日运动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特别是学生界，上海《时报》记者戈公振就指出：“青岛问题发生，上等社会之人已知之，而深虑之。中下社会之人，则否，或知之而以为风马牛不相及，此种现象至堪扼腕。今京沪学生均有演讲团之组织，乘此机会，可以造成舆论之基础，而收举国一致之效果，愿主持其事者，幸勿以空言而忽之。”　　事实上，京津地区率先发起的反日运动确实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榜样，并直接带动其他地方排日风潮的兴起。1919年5月8日，美国驻济南总领事毕克福德（Geo F.Bickford）致信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提及：“考虑到京津地区的反日运动所造成的麻烦，并担心济南的学生以及其他爱国民众也采取同样的反日行动，故而济南官方在昨天出动一部分警力驻扎在日本驻济南领事馆附近，以便维持秩序。济南的日本领事馆代理领事显得惊慌失措，他甚至请求英国领事禁止中国游行队伍进入领事馆所在区域。当然，英国领事无权这样做。”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也就是纪念日本在1915年5月7日向中国政府提出“*后通牒”，这一天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故而也是倡议抵制日货的绝佳时机。一份号召在5月7日抵制日货的传单这样写道：“日本既占据我满洲，今又欲强夺我山东，如此看来，日本真不是我中国的友邦了。我中国人民无论士农工商，应从民国八年五月七号起，齐心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银行钞票。若各人有日本钞票，应去兑现，大家抵制日本，中国或可望不亡也。看完请再交他人。”　　在各地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的过程中，举行烈士追悼会几乎成为一种惯例。以天津为例，通过郭钦光追悼大会的召开，天津学、教、商、绅各界成立了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5月14日，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议决把反对亲日派“卖国贼”列为主要斗争目标，议定“此次联合会之目的，非达争回青岛、惩办国贼之目的誓不罢休”。天津何家庄国民学校学生组织了游行团，“每至大街小巷间，且进且唤，欲使人人尽知国耻，共起御侮”，“对于抵制日货一事，尤为猛烈进行”。烈士追悼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商界的爱国行为，不少商界人士为学生的牺牲精神所感染，而投入反日爱国运动之中。　　实践证明，令人壮怀激烈的民族情感总是比理性的爱国主义更能发挥舆论动员的效果。5月24日，济南女师举行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与会者纷纷演说，表示“吾辈怯弱女子，别无救国之能力，唯有抱定一种决心，提倡家庭一种永久抵制日货，以为消极对待办法”，每逢演说至沉痛处，全场学生无不落泪，且有放声大哭者，“一时悲惨之状，楮墨几难形容”。在这种充满民族悲情的氛围下，山东的反日运动高潮迭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