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一看就停不下来的宋朝史

从苏轼到东坡 宋人遣词造句喜欢用耸人听闻的字眼，比如朝臣经常被政敌攻击为“奸佞”“邪妄”，连道德楷模范仲淹也概莫能外。大家习以为常，被攻击者也不甚气恼。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诗歌、书信这样传播广泛、有社会影响的文字，人们对其中的评价还是非常在意的，夏竦对石介恨之入骨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作家、诗人是危险的职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惹上文字狱的麻烦。若论起宋代文字狱**大案，非**才子苏轼莫属。 公元 1079 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前往湖州上任，按惯例向皇帝写谢表，朝廷以公告的方式张贴出来，让朝臣周知。苏轼在谢表中有这样几句话：“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大意是我这人愚钝适应不了形势，不能与新提拔的人一起共事。年龄大了还容易生出事端，只能到地方上管理平民百姓。这里的“新进”指熙宁变法中得宠的新党人物。看来苏轼对离开朝廷外放州郡有些微词。正是这几句牢骚话，让“新进” 大为不满，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上奏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攻击苏轼“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接着监察御史李定亲自披挂上阵，把新法受到的挫折归咎于苏轼的妖言惑众。他们试图从苏轼的诗文中找出新的证据，将市面上刊印的苏轼诗文集想方设法收集起来，从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以加重苏轼的罪行。 彼时正是元丰二年，王安石已二次罢相，宋神宗赵顼在变法路上乾纲独断、一意孤行，正要找个反面典型杀鸡儆猴。苏轼在这时一头撞到枪口上，赵顼便下令缉捕苏轼。 七月二十八日，官差到达湖州州衙。苏轼已经预先得到消息，但不知自己身犯何罪，更不知将怎样处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通判祖无颇劝道：“躲不是办法。”苏轼问：“既已是罪犯，该穿什么衣服？”祖无颇想了想：“敕令宣布之前你还是郡守，自然穿官服。”苏轼这才出去见官差。官差冷若冰霜地站在苏轼面前一言不发，苏轼只好先开口：“我自知必死无疑，请允许我先与家人告别。”官差这才说话：“死倒未必。”然后宣读朝廷公文，原来只是一份普通的免职逮捕令。即使如此，苏轼家人和官衙上下已是哭声一片。 羁押进京后，苏轼被囚禁在御史台。主审张璪是苏轼的同年进士，二人交往颇深，但现在张璪却希望将苏轼推入深渊。审问一开始，张璪就颐指气使：“祖上五代以内有没有可以免死的丹书铁券呀？”言外之意这次必死无疑。审问的重点是苏轼利用诗词攻击新政和诽谤朝廷。例如苏轼有一首《山村五绝》：“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讽刺青苗法实施后，老人小孩都到城里借钱去了，农田无人耕种，百姓更穷了。这是苏轼唯一承认的讽喻诗。张璪远远没有满足，又找到苏轼与湖州知州孙觉的唱和诗：“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大意是，我们这些不合群的人早已心灰意冷，谁要是谈论朝政，罚酒一杯。张璪认为这是对朝政的冷嘲热讽。又如《送曾巩得燕字》：“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被解读为对朝廷贬保守派的怨艾。这样的诗词找了一百多首，苏轼自然不会承认这些诗词有讽刺朝政的意图。然而张璪等决不善罢甘休，采取辱骂、恫吓、精神折磨等手段逼迫苏轼招供。 据隔壁囚室关押人员回忆，审问官员如狼似虎，轮番上阵，日以继夜，不让苏轼有片刻喘息机会，其斥骂凌辱，惨不忍睹。苏轼在狱中度过一生中*为黑暗的一百零三个日夜，张璪等人终于如愿以偿，拿着“供状”到赵顼面前为苏轼定罪去了。 就在李定、张璪意欲将苏轼置于死地的时候，另一批大臣同时展开了紧急营救行动。苏辙上疏愿以自己的官爵换兄长一条性命。已经退休致仕的范镇、张方平也愤而上疏，言辞激烈。宰相吴充谏赵顼：“曹操尚能容祢衡，陛下难道还不如曹吗？”翰林学士章惇此时同情苏轼：“仁宗皇帝认为苏轼是一代之宝，陛下将他关进监狱，后世不知当如何议论。”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进谏：“自古豁达大度的君主不会因言论而处分臣民，苏轼才高位低，有些怨言不是正常的吗？” 二次罢相的王安石从江宁为苏轼说情：“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案甚至惊动了年迈的仁宗朝的曹皇后，她现已位居太后，是赵顼的祖母。曹太后流着泪对赵顼说：“我记得仁宗皇帝说过，朕为子孙得了两位太平宰相，指的就是苏轼、苏辙兄弟。现在苏轼因为写诗而下狱，莫非受了仇人的中伤？”曹太后病重，赵顼要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曹太后说：“不需赦免天下凶恶之人，只要放了苏轼就够了。”听到赵顼大赦天下的诏令，李定大为惊恐，坚决反对赦免苏轼。他的手下舒亶甚至丧心病狂地要求诛杀接受过苏轼诗词的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 苏轼在狱中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他和儿子在送饭时约定，平日里送肉，如果有坏消息就送鱼。一日，儿子因事让别人代劳，没有交代清楚，结果给苏轼送去了鱼。苏轼以为自己死期已到，写了两首绝命诗给苏辙。狱卒按照惯例将诗歌交给皇帝审阅，因诗中有皇恩浩荡、无缘回报的意思，令赵顼感动，让苏轼的案件有了峰回路转的转机。迫于后宫、朝臣的压力，特别是祖宗“不杀士大夫” 成法的约束，*后苏轼被从轻发落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相当于留职察看。 汉代御史台里种植着许多参天古柏，乌鸦成群结队地栖息在上面，因此这地方又称“乌台”。苏轼因诗文获罪，历史上便把此案称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间*为卑鄙的冤案，是对士大夫言论自由的疯狂打击，是新旧党人从政见分歧到互相仇恨的导火索，也是皇权与士大夫政治渐行渐远的标志性事件。 苏轼是被官差押解到贬所的。由于他是戴罪之身，在黄州没有立锥之地，且薪水低微，生活困顿。更令人难熬的是，乌台诗案给苏轼精神上造成沉痛打击， 让他感到宇宙之大，竟没有一处可以栖息的温暖小屋。一个冷寂的冬日，他独自走到江边，看见残月寂寥，不禁顾影自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幽人即孤鸿，孤鸿即词人，世界以冰冷待我，而我只能与寂寞为伍。人间烟火似已尽，唯有高洁期自许。 然而苏轼终究是不寂寞的。在黄州，他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和官员朋友的殷切关爱。故人马正卿向州府申请了一块五十亩的荒地赠予苏轼开垦，从此苏轼在黄州有了“职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耕不辍，收获劳动果实。因这块地位于黄州城东门外的小山坡上，从此苏轼便自号“东坡居士”。 从苏轼到东坡，不仅仅是名号的转变，更是人生态度的涅槃和艺术创作的升腾。黄州之前，苏轼写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情谊深长的词句，也写过“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样超脱豁达的词句， 更写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这样豪迈雄健的词句，但黄州之后，东坡的诗词超越了自我，超越了生死，超越了奔流不息的时间和星河浩瀚的宇宙。 走在路上，雷雨突至，东坡淡定从容：“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遇到同样落难的朋友，东坡体悟到人生适意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看到大江东去，东坡明白了人生即是过客：“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黄州临近长江，传说是三国赤壁之战的古战场。苏轼与客泛舟江上，写下不朽的前后《赤壁赋》：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超凡脱俗，超今越古，风月不死，先生不亡。 苏轼在黄州待了四年，等他离开黄州时真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了。此后无论更加偏远的惠州、儋州，对于他来说只不过一眼云烟罢了。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经历过生死，还有什么不能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