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

　　《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　　“隋尼”这个词在指代中国地理位置、国情、文化、民俗、传奇故事时，其通过陆路和海路所传递和指代的中华文明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艾布·菲达的《地理志》中多次提到中国，并有题为“提一下中国”以及“基本情况”的中国专章，他说道：“说完印度，来谈一下中国。中国西边与印度接壤，茫茫荒野，南边是大海，东边临东海，北面有扬州、杭州和一些我们未到过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时期，阿拉伯人对中国地理位置以及基本国情已经有了较为准确的了解。中国的丝绸、优质的陶瓷、稻米等特产，以及国家物产丰富、人民心灵手巧等早已深入阿拉伯地理学家心中。不管是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地理学还是文学著作，“隋尼”这个词都被用来指代“中国”，时至今日，“隋尼”仍然是阿拉伯语里“中国”这一词的翻译，充分说明这个已经被沿用了数千年的词，始终承载着从古至今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　　“远在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互有往来。据《史记》的《大宛传》记载，汉武帝时已派使者前往，此后历时2000年，双方关系从未中断。”“伊斯兰教之前，早从公元5世纪上半叶起，中国就已经开始与阿拉伯人通商。”因此，经商是阿拉伯人来华的基本动力。追求知识是这种文化所倡导的其中一种，这种精神也是对阿拉伯地理学家去中国求知的鼓励和鞭策。遥远的中国给一些阿拉伯地理学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几乎天然”的故事发生的对象，既不用证明故事的真实性，也没有任何争议，比起地形地貌、交通道路，奇异的建筑、隐藏的瑰宝、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独特的动植物，甚至长生不老药等，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因此，阿拉伯地理学家更关注中国人文社会的描写，而不是对其进行学术探讨，这类著作都是以“游记”“见闻录”或“奇闻逸事”的形式留存于世的。　　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商业扩张促使阿拉伯地理学领域的发展超越了从希腊、伊朗和印度继承来的知识。阿拔斯地理学家把阿拉伯世界确定为已知世界的中心。他们通过亲自观察的原则引入了希腊前辈未知的*新信息，其中包含中国的详细信息。公元9-10世纪，航行在印度洋的阿拉伯商人和水手们带回了珍贵的货物，提供了关于中国及其社会的丰富、详细、更准确的信息，以及贸易路线。《中国印度见闻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根据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亲身见闻写成，索瓦杰称它“所提供的史料价值就目前来看，是任何别种著作无法比拟的，这部著作比马可·波罗的著作早四个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现存*古老的中国游记”。　　由于与中国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和密切，通过来往于阿拉伯和中国港口城市之间或直接或驿站间接航行的船只，阿拉伯世界对已知世界的地理知识不断增长，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从未知领域转变为已知领域。希提在其《阿拉伯通史》第24章写道：“巴格达城的码头，有好几英里长，那里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有战舰和游艇，有中国大船，也有本地的羊皮筏子”；“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　　中阿之间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促进了沿线航线的开辟与改变，从“直航”到“分航线”，从“驿站”到“港口”，促进了交流和地区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