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旧事

元朝大学士与白鹤书院 康熙《潜江县志》卷5（以下简称县志）载：“白鹤书院，元湖北提刑副使姚燧建。今城隍庙，其旧址也。”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今河南洛阳人。官至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他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著名的汉人儒臣，是享誉古今的著名文豪。 姚燧三十七岁进入仕途，1283年任湖北道按察副使（正四品）。他每到一处除了纠官邪、除奸暴、平狱讼、雪冤抑、安民众、劾贪官外，就是兴办学校、赈济灾民。也就在这一年，姚燧因“妄议朝政”被谪官（后又被重用）。县志又载：“姚燧官至湖北按察副使，解官，卜筑于潜，建藏书楼。日读书其中，有白鹤巢于上，遂得名楼。今城隍庙址，台屹然”。 这是潜江*早有文字记载的书院，但*初只是白鹤楼之名，白鹤书院之名是慢慢演进过来的。笔者按图索骥，走访了潜江城1940年之前出生的罗仲全等几位耆老，他们确认城隍庙旧址即白鹤书院所在地，就在今物探公司东院物探幼儿园一带。但时过境迁，城隍庙遗址早已没有了痕迹，庙旁的白鹤楼或白鹤书院地面上更是难觅踪影，但从史志中能感知当年书院之盛况。 书院外临池水，飞檐单门，门上高悬着的“白鹤楼”匾额，是姚燧亲笔所书。院内古树成荫，溪水轻吟，书声琅琅。清癯如鹤的姚燧，萧然自得，一边潜心学问，在白鹤楼中著书立说，一边捻髭高吟，对潜江学子“课士以有用之学”，使当时潜江学风焕然一新，也为后世潜江崇文重教，科举赫然打下了良好基础。 白鹤楼到了明成化年间就已破败不堪，难寻其昔日之盛况。时任潜江训导叶善（江西乐平人）曾题诗《白鹤楼》道：“谁匾书楼作鹤楼，幽栖却有鹤同俦。闻琴影舞朱帘月，警露声传玉簟秋。常喜五车充邺架，不思万贯到扬州。而今一去缑山远，无处登临为访求。”也就是说叶训导在白露时节寻访到白鹤楼时，就已找不到登临之处了。 明朝白鹤书院的教授孔克学也曾题诗《白鹤书院》，诗中写道：“集贤辞老向南州，万卷读书百尺楼。何处飞来双白鹤，结巢相与访林邱。” 清朝康熙年间，白鹤书院又得到了修缮，高耸于城西一隅。清嘉庆年间的潜江诗人宁熙朝（举人，为当时诗坛所推崇，候选知县未任病卒）对白鹤楼情有独钟，他曾留有《游白鹤楼》《春日登白鹤楼》《白鹤池纳凉》《初夏游白鹤楼》等四篇题白鹤楼的诗（原文见《潜江明清诗选》）。他在《游白鹤楼》一诗其中写道：“闭门不出游，形神常苦拘。偶经时雨歇，新水引路迂。行行瞪双目，楼耸城西隅。登高复长忆，读书世所需。”他在《初夏游白鹤楼》一诗中又写“风花飞尽尚登楼，万木森森翠欲浮”。也就是说此时作为白鹤书院的一部分，白鹤楼仍高耸于城西一隅。 据光绪《潜江县志稿》载：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时任知县朱轼（江西高安人，进士）又重建白鹤书院，并时常亲临书院授课讲学。 其书院至清朝晚期被县儒学取代。历史悠久，文雅的白鹤书院就这样慢慢消失在史志及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潜江*早的书院——石桥书院 康熙《潜江县志》卷5载（以下简称县志）：“石桥书院在县治西龙渊市。元泰定间，学士林士渊建。久废。” 林士渊，潜江人，是史志上记载元朝泰定时期潜江的一名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古时是“参谋禁密，权任独重”的重臣。元朝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在位只有四年多时间，“元泰定间”就是公元1324年至1328年间。 据县志记载，龙渊市在今园林办事处深河居委会与城南居委会五组交汇处一带。这可能是林士渊功成名就，致仕荣归故里后所建的书院。因为古代朝廷命官在职时一般不会出资高调去做谋取名誉之事，否则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此书院为何叫石桥书院，至今找不到出处。笔者想，可能当时建书院的这地方有座石桥什么的。用石材建桥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如北京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河北赵县的赵州桥、福建泉州的洛阳桥等都是有近千年历史的石桥。潜江城西外有一条河阻断与城区通行，建一座横贯河流的石拱桥十分正常。书院在此桥头，取名石桥书院也就名正言顺了。 林士渊在城西所建石桥书院虽比元至元二十年（1283）姚燧所建白鹤（楼）书院晚40多年，但距今也有已近700年之久，是潜江*早的书院之一。 明朝成化年间潜江时任训导的叶善（江西乐平人）把此书院与赫赫有名的岳麓书院、匡山书院类比，可见当时书院的影响力。《题石桥书院》诗：“昔人有志绍先贤，构得藏修屋数椽。暖席春风悬绛帐，寒灯夜雨对青编。事同岳麓千年著，名并匡山万古传。今日题诗追旧迹，余光还耀石桥边。” 西门外的阳春书院 康熙《潜江县志》卷5载：“阳春书院在县西门外，明万历元年（1573），知县李之珍建。今废。” 李之珍，今四川什邡市人，进士。任潜江知县前是南宫（南京）监察御史。李之珍是一位有能力也很有作为的知县。他在潜任职只有三年，县志记载了他为民众干了很多好事和实事。除了为学子修建阳春书院外，还将府馆与驿站合并；重修状元坊、武备厅，增修城隍庙、新修火星楼等。因而潜江的名宦和什邡的乡贤祠都有李之珍之名。 阳春其本意是春天或温暖的春天。*早出自春秋战国管仲的《管子·轻重甲》：“请君伐菹薪，煮沸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阳春的引申之意较多，如比喻德政、恩泽、温和及高雅难学的曲子等。 李之珍是位饱读诗书儒雅而又能干的知县。书院建起后，他取“阳春”之名，要表达的是他的德政之举；也是让学子感受到如沐阳春三月之温暖和煦的阳光；亦含有此书院未来将培养出难得的高才生。 阳春书院旧址在“县西门外”，即今市自来水公司一带。 仁同于人的同仁书院 康熙《潜江县志》卷5载（以下简称县志）：“同仁书院在县治西。邑督学佥事刘垓建。今废。” 刘垓，潜江今园林办事处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他一生乐善好施，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刚介自立，历经官场的跌宕起伏。嘉靖帝“夺情案”，他忤逆圣上遭廷杖虽没死，但被谪官流放云南，后又升官至云南学宪（亦称佥事，正五品，相当于今教育厅厅长）。《大明一统志·人物》等史志中对他都有记载。 县志卷15又载：刘垓“致仕归里，睦乡党，善风俗，益以明道为己任。建同仁书院讲学，以掖后进”。刘垓归里大约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也就是说同仁书院建于1592年左右，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同仁书院之名出自（汉）黄石公《素书》“同仁相忧，同恶相党”之语；亦有语出孔子得意门生颜回“仁者，人也”之说。这里意思指对待学子要一视同仁。因为旧时很多书院某人出资建造后，只收族内人家弟子入学，但刘垓所建同仁书院面向社会招生，相当于今私立学校。 书院的位置大约在儒学路住宅小区西边一带。县志所言“县治西”即紧邻县衙的西边。清康熙十年（1671）其残碑遗址尚在。当年，潜江著名隐士朱士尊为新落成的传经书院写记时曾提及：“邑治书院有四：石桥、阳春、白鹤、同仁。惟同仁尚存废址残碑，余俱古迹莫考。”也就是说，同仁书院在清朝康熙年初其旧址及残碑都还存在。 书院建成后，刘垓请时任都御使的邹元标（江西吉水人，明东林党领袖之一）、礼部主事刘元卿（江西萍乡人，明理学家、教育家）等为书院作序、赋诗，盛况空前。从县志收录的这些序文和题诗可知书院规模宏大，其中有讲经所、环翠亭、椿桂堂等教学场所。 邹元标在《同仁书院记》中写道：“以我之仁同于人，是分所有与之，不知人自有也。以人之仁同于我，是分人所有与我，不知我固有之也。以爱之理同仁，爱仁之一端也。以万物一体为同仁，世皆一体也。” 刘元卿在《记》中写道：“年友督学刘君……创同仁书院，其前为厅事，后为义仓，又后为堂，堂之后有池”，“今天下谭学者，谁不言同仁哉？然试问以孔子为仁之方，则莫不茫然矣。仁者博济，则孔子抑何所施乎？而不知孔子之立人达人，其施皆有大焉！”。这里即表明了他与刘垓是同年进士，也告知同仁书院紧邻县衙及布局状况并论了“仁”学。 同仁书院与官办儒学几乎为一体。当时其书院的性质及儒学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 规模宏大的传经书院 传经，即传授经学。出自（唐）杜甫《秋兴》：“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诗中的刘向，即汉朝的经学家，古有刘向传经之典故。康熙《潜江县志》卷5载（以下简称县志）：“传经书院在前西街。辛亥，知县王又旦建。内有传经堂，堂左为说诗台，右为操缦轩，后为藏书楼。楼东西为文场。” 笔者考究传经书院旧址在今章华中路实验小学一带。“辛亥”年，即清康熙十年（1671），是王又旦在潜任知县的第四年。王又旦是清初中国著名的诗人，《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史志都有记载的名宦，也是有史可考的潜江147位知县中政绩*卓越者。他主政潜江七年之久，除了新建学堂、推进民众崇文重教外，还有诸如清田均税赋、筑堤防水患、廉政治胥吏等宦迹。王又旦将书院建成后，依刘向传经之典故，取名传经书院。 对新建的传经书院，王又旦写了一篇《传经书院约》（摘自康熙《潜江县志》卷5），其中写道：“潜之书院，见于旧乘者四，曰‘阳春、曰‘石桥’、曰‘白鹤’、曰‘同仁’，今已废，故老莫能识遗址”，“乃建传经书院于市南。门有四楹，南向，入门西折为‘传经堂’，堂后东西屋为文场，北有楼，可藏书，堂之东曰‘说诗台’，东有隙地，可为圃，堂之西曰‘操缦轩’”。由此可知其书院规模之宏大。当时潜江名人向大观（进士，曾任广西怀远知县）、朱士尊（著名隐士，康熙十年《潜江县志》的主编）等都为传经书院落成作了《记》。 向大观在《传经书院引》（摘自《湖北文徵》卷6）中写道：“侯（指王又旦）雅志经学，谓缀文之士，思以文章宠其身，显闻于当世，必经义修明，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乃可备世用。议筑传经书院于孔衢，效汉时儒者选高才生时时受其学地，邑人士蒸蒸起。” 朱士尊为新建传经书院写了一篇《记》（摘自康熙《潜江县志》卷5），其中写道：“邰阳王公又旦，捐俸创建传经书院于南城内后西街，院门三间，中为传经堂，堂左为说诗台，筑基高一丈，上翼以亭，秋可邀月，冬可眺雪也。堂左为操缦轩，基稍逊左。亭亦如之，设琴瑟柷敔于中，用以导和也。堂后为文昌阁。”“阁前古柏一株，老桂一株，俱荫十丈许。”将传经书院之地址、始由、规模、形态写得十分详尽。 王又旦建好书院后，对立志读书求学之子弟还立下了“课期约”“讲期约”“先志约”“辩非士约”“明戒约”“治诗约”“习乐约”等“七约”，对老师、学子学什么，怎么学等都提了明确要求。 距今340多年的传经书院何年、何月废或毁，暂没找到相关史料。但作为任职一方的当政者重视教育之精神及书院中蕴藏着极其丰厚的文化信息值得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