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作品系列江晓原学术四十年集

反抗影响因子暴政的时刻来临了吗？
——加菲尔德百日祭 2017年2月25日，笔者在上海“文汇讲堂”做了题为《我们不能再跪拜影响因子了！》的学术报告，不料次日就传来“影响因子之父”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去世的消息。江湖传言，老先生是被笔者气死的——这当然是有失恭敬的玩笑，事实上，随着对有关历史事件及背景的研究逐渐深入，以及近来国际期刊江湖的风云变幻，笔者对加菲尔德的“批判性欣赏”正与日俱增。 影响因子之一统江湖
本来，办学术杂志的目的，是帮助学者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办普及杂志的目的，是将科学家研究的新成果以相对通俗的形式介绍给更多读者。这就是办杂志*原初的动机，也可以谓之“初心”吧。至于一本杂志的优劣好坏，当然是看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本身水准高不高，读者口碑好不好，这样的标准，数百年来也已成天经地义。
但是这一切，从1975年开始，逐渐被颠覆了。而近十年来，西方科学杂志的江湖更是进入了全新时代，办杂志的“初心”，早已被许多杂志彻底抛弃。
为什么是1975年？因为这一年加菲尔德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开始逐年出版“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即JCR报告）。
出版这种报告，是为了发起一项名为“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的游戏。
此前加菲尔德向世人兜售他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数据已经10年了。SCI收录一定范围数量的期刊——逐年增长，现今已达8856种，通过在期刊论文和论文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可检索学者的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领域，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
1964年，ISI首次出版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ISI在1973、1978年相继推出的“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和“艺术及人文科学引用索引报告”（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完全套用了SCI的产品思路和模式。JCR报告则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每年全球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就在该报告中。这个排名遂成为科学界评判期刊优劣的权威指标。
影响因子游戏彻底改变了世人对杂志的评价标准——现在，一份杂志的优劣，不再取决于它刊登的文章本身的水准，而是取决于它刊登的文章被别人引用的次数。
40多年影响因子游戏玩下来，许多杂志已经主动或被迫忘记了“初心”——人们不再是为了交流学术或传播知识而办杂志了，现在他们只是为了“影响因子”而办杂志，只是为了每年JCR报告中的那个排名而办杂志了。
40多年后，影响因子游戏早已风靡全球，加菲尔德本人则在世人的顶礼膜拜和一片赞誉声中，在他的SCI数据和JCR报告以及其它信息产品所带来的惊人财富中，悠然驾鹤西去了。在他身后留下的，却是被影响因子游戏极度恶化了的全球学术生态。 江湖游戏之黑水深潭
笔者近年每谈及影响因子，必称之为“游戏”，这不是故意要对它出语轻薄，而是别有深意。要知道，发起任何“排名”游戏，都是极富江湖色彩的行为（旧社会黄色小报发起“花榜”就是典型例证），而影响因子游戏，当时就是一个无名之辈发起的对全球科学期刊的排名游戏，这是何等的视野和气度？当真是“儿抚一世豪杰”！
还在加菲尔德正式发起影响因子游戏的前夜，他的多年老友、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1973年出版的经典论著《科学社会学》中，就犀利而又极富先见之明地表达了对这个已经预热数年的游戏的担忧：
自从科学引证索引（SCI）发明以来,引证研究已获得了如此迅速的发展,以致于有失控的危险。在对其经常的无批判的应用中，人们忽视了许多方法论问题。此外，SCI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大量引证分析（甚至用于帮助决定科学家的任命和擢升这类事情），有可能导致……它们作为研究质量的衡量标准将受到损害或完全失去效力。
默顿担忧的情形如今早已全部变成现实，SCI和影响因子已经从评判手段本末倒置变成学者极力追求的目标。
至于这个游戏本身在规则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两年期限的合理性等等，学界从它发起之初就一直质疑不断，不过这些技术性的细枝末节，在我们此刻的“江湖大视野”中就忽略不计了。这里我们只需注意两个*主要的操弄影响因子的手法，以见此江湖游戏黑水深潭之一斑即可。这两个手法，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2017年第4期的论文中，已分别深入剖析，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个手法，是利用影响因子计算公式——这个公式几经修改别有玄机——中所暗藏的方便之门。这个公式的*终形式是： （见书）
国内许多人士，甚至包括专业人士，普遍忽略了这个公式中，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是指期刊上的所有文章，而分母中的“引用项”仅指学术文本。所以只要将期刊“两栖化”，即刊登大量大众文本吸引更多读者，同时大幅减少学术文本，这样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就会很小，影响因子值就会很大。
第二个手法比较简单，就是办综述期刊，或在期刊上尽量多刊登综述文章。因为人们很早就发现，综述（review）文章天然具有高引用优势。
放眼当今全球影响因子游戏的顶级玩家，排名前20的期刊，一半主打**个手法，著名的Nature、Science、Lancet都是如此；另一半则主打第二个手法，例如在2017年6月新鲜出炉的*新一轮影响因子排名中，前20家期刊中就有9家是综述期刊。这两种手法堪称平分秋色。
黑水深潭的影响因子江湖游戏，在白手起家的英雄帮主加菲尔德主持下，很快进入有序而稳定的阶段。大家努力争取让自己的杂志进入SCI，进入之后努力争取让自己的影响因子排名往上升，而影响因子的顶级玩家们则长期盘踞在前20名的虎皮交椅上。
全球8856种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当然是金字塔型的，对大批期刊来说，能将影响因子搞到2或3，就要弹冠相庆了；上一轮排名中，有一家中国的英文期刊影响因子达到了14.8，那在国内就牛逼得不行了。而盘踞在虎皮交椅上的顶级玩家，影响因子值都在30以上，比如*新一轮的排名中，Nature是40.1、Science是37.2、Lancet是47.8，而那份长踞榜首的“顶级神刊”《临床医师癌症杂志》（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这次更创造了影响因子游戏史无前例的新高度——187！ 群雄并起之三大叛军
这样一个格局长期稳定，又能“有序竞争”的江湖，本来似乎也还不算太黑暗。帮主加菲尔德则成了“把情报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大富翁”，非但坐享滚滚财源，还有“科学计量学家”的学术名声，以及科学界圈子中人的顶礼膜拜。
然而，近几年江湖上风云突变，竟已隐隐有群雄并起之势，企图挑战影响因子一统江湖的反叛者层出不穷，各方势力已经提出了十来种宣称可以并且应该用以取代影响因子的指标，其中有三路叛军声势尤为浩大。
**路是Altmetric，*初是几个网络草莽搞起来的，现在由国际科学出版巨头麦克米伦（Macmillan）资助，数年之间已经迅速坐大，居然连Nature杂志及其旗下子刊都已“提供自2012年以来的基于论文的指标和Altmetric数据”。他们主张，影响因子只考虑SCI期刊的引用，忽视了文章的“社会影响”，所以Altmetric将统计引用的范围大大扩展，包括了新闻、博客、论坛、推特、谷歌、Facebook，甚至包括新浪微博。
第二路是CiteScore，这是另一国际科学出版巨头爱思唯尔（Elsevier）推出的明目张胆向影响因子挑战的指标。2017年6月2日正式开始发布“年度期刊引用分数榜”——完全相当于加菲尔德的JCR报告。所不同的是如下几点：一、JCR报告目前只涵盖8856种期刊，而CiteScore涵盖了22618种。二、影响因子计算的引用时间区间是两年，CiteScore改为三年。三、CiteScore将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母改为期刊所有文章的篇数。
第三点的改动影响巨大，在6月2日发布的**份CiteScore榜中，操弄笔者在本文上一小节中所说**种手法的顶级玩家纷纷铩羽：Nature降到了第67名，Science降为第54名；爱思唯尔自己旗下的Lancet（《柳叶刀》）是操弄**种手法的老手，在影响因子排名中常年高踞前五，在这份CiteScore榜中竟然下降为第315名。
然而，虽然现在CiteScore被一些媒体吹嘘成“影响因子的重量级对手”，其实它对计算公式分母所作的改动，根本不是什么创新，而只是加菲尔德40多年前的唾余——他早期的影响因子计算公式分母就是如此。
第三路是Nature Index（NI），仿佛富家公子翩然临世，是Nature自己倾情推介的新指标。NI选定了全球68份权威期刊，统计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该68份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篇数，一篇文章计为1分，有合作者则人均分享，计入各自所属单位。
Nature认为该指标简捷易行，客观公正。但明眼人很快会追问：这68份期刊名单是怎么产生的？对不起，Nature只告诉大家，这是他们从全球2800位科学家的问卷中选出来的，甄选标准则无可奉告，不过这68份期刊中Nature和它的子刊就占了11份。
那么这全球2800位科学家是怎么来的？Nature告诉大家，是他们发放10万分问卷后收到的2800份有效答卷。从这个数据中笔者读到的是：全球97.2%科学家都没有搭理Nature企图自立标准的游戏请求，那NI还有多少代表性呢？
顺便说一句，目前这些叛军产品都是免费的，而加菲尔德老帮主的SCI和JCR报告可都是要钱的！什么叫“一统江湖”？唯有他能够坐地收钱，这就是一统江湖。 为何直到老帮主垂暮之年才群起反叛？
40多年来，对影响因子一统江湖心怀不满或嫉妒眼红的人久已有之，但除了学术探讨之外，几乎没有人在行动上挑战加菲尔德帮主的事业。为什么直到近来老帮主垂暮之年，才有人跃跃欲试直至揭竿而起？老帮主今年2月26日刚刚仙逝，尸骨未寒，爱思唯尔就在6月2日推出“影响因子的重量级对手”CiteScore榜单，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也耐人寻味。莫非老帮主健在之日，真的能“镇住”潜在的商业对手？
老帮主当年空手套白狼，起家创业，颇异常人。他一生勤奋高产，对他倾力打造的各类商业信息产品，进行学术推广和相关写作不遗余力。下面是笔者统计的一些惊人数据：
从1950年代至2012年，加菲尔德在各类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400余篇，其中不少发表在Nature、Science这类知名高端期刊上。
1986年他自己创办《科学家》（The Scientist）杂志，至2002年歇笔，他又在该刊共发表评论文章141篇。
更为惊人的是，他自1962年起开始在ISI的出版物上撰写专栏文章。开头几年还是不定期发表，从1969年起每周发表一篇，此后再未间断，一直持续至1993年，总计发表专栏文章1122篇。
自1977年起， ISI出版社将加菲尔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煌煌15卷之多，取名《情报学家作品集》（Essays of an Information Scientist）。这个加菲尔德的个人作品集还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每卷邀请一位学界名人作序，阵容极度豪华，主要由科学家和科学史学者组成，除三位诺奖获得者，还有“避孕药之父”杰拉西（C. Djerassi）这样的科学界重量级人物，以及普赖斯（D. J. de S. Price）、默顿（R. K. Merton）、霍尔顿（G. Holton）等科学史界名流。
这一方面凸显加菲尔德交游广泛，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方式给世人一种印象：ISI的信息产品得到了科学界乃至学术界很大程度的认同。事实上，加菲尔德与科学史界的一些知名人物长期过从甚密，名头*大的三位就是普赖斯、默顿和贝尔纳（J. D. Bernal）。加菲尔德还热衷于参加学术研讨会，产生的效果可谓一举两得，既可提升自身学术形象，又能将学术期刊和会议当成ISI产品的推广平台。
加菲尔德这个持续长达31年的个人专栏，发挥了类似今天一些大公司“官网”或“官博”的功能，主要着力打造ISI公司“服务学术”的品牌形象，将其作为推广SCI和影响因子的主阵地，不定期发布各类新产品的预告，对公司主要团队人物进行介绍。除此之外，专栏文章也还涉猎加菲尔德个人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如科学评论、科学奖励、科学评审、科学写作、科学政策、诺贝尔奖、科学中的女性等等。
想想看，如此“神一样的存在”，是能随便挑战的吗？所以加菲尔德老帮主一统江湖40余年，非偶然也。但是，他终究也要衰老的。 Nature杂志与影响因子曾经的蜜月
在这场对影响因子一统江湖的反叛中，有些在影响因子游戏中获利的杂志，出来力挺影响因子，这当然是正常的反应。但Nature杂志的反应却出人意表。要知道，Nature杂志受加菲尔德老帮主发起的影响因子游戏的恩惠，可不是一星半点！
40多年前，影响因子游戏从技术上看确实大有名利双收的潜质，一直不忘与时俱进的Nature杂志“慧眼识珠”，立刻与加菲尔德展开了一段迄今尚未被人关注的合作。这段合作是如此的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不啻一曲流畅动听的四手联弹。
加利菲尔德与Nature、Science两家期刊的共谋合作，*明显的莫过于他多次修改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1955年，加菲尔德*初将影响因子定义为“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　
1963年，加菲尔德将影响因子定义修改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数”。
1972年，加菲尔德将某年度的影响因子定义再次修改为“期刊前两年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除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所有文章篇数”——分母恰好就是爱思唯尔刚刚推出的CiteScore所用的定义，但是这样的定义对于Nature、Science、Lancet、《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等刊物都非常不利，它们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都落在40名之后。
1975年，在首次发布的JCR报告中，加菲尔德再次修改影响因子定义，形成了现今仍在使用的计算公式（见上文）。
这次的定义修改使得Nature、Science、Lancet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杂志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国医学会杂志》惊人地提升了100位。
1995年，影响因子定义再次微调，分母中的“引用项”进一步缩小，只包括“原创研究论文”和“综述评论”。
Nature、Science当然也“投桃报李”，它们提供版面作为发布平台，积极为影响因子游戏造势：1955年，“影响因子”首次作为专门术语出现在Science上；1972年，Science刊登了*初的年度期刊影响因子报告；1976年，Nature刊登了JCR报告的缩减版——考虑到JCR报告1975年才首次出版，这几乎等于在帮它进行市场预热和产品推广了。当时这两份期刊上，没有出现任何对影响因子质疑或商榷的文章。
如今世人但凡说到Nature、Science、Lancet等杂志，必顶礼膜拜，誉之为“国际顶级科学期刊”。但理由何在呢？几乎只有一条——就是它们的影响因子高。因为它们多年来一直在影响因子游戏中高踞前20名甚至前10名之内，比如在*新一轮全球8856种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中，Lancet踞第5，Nature踞第10。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影响因子游戏，就没有Nature杂志的今天。 Nature杂志为何如此忘恩负义？
然而，Nature杂志尽管多年来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大获其利，得以长踞影响因子排名前10的虎皮交椅，成为世人眼中的“国际顶级科学期刊”，如今却悍然加入反叛影响因子一统江湖的阵营。
在舆论上，它多次刊登文章，号召“反抗影响因子暴政”——回想一下它当年多次刊登加菲尔德提倡影响因子文章的光景，简直恍如隔世！
在行动上，它不仅向别的叛军投怀送抱，在自己杂志上提供文章的Altmetric指标，而且自组叛军直接加入叛乱，乘机推出自己的NI指标。
2017年4月27日，也就是加菲尔德老帮主去世后两个月，Nature杂志签署了《旧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该宣言“建议科研资助机构、研究机构等有关各方，在资助、任命和晋升的考量中，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指标，如期刊影响因子，评估要基于研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Nature杂志现任主编坎贝尔（Sir Philip Campbell）称：“我希望我们的行动能给这些管理者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他们有必要改变规则，以更加精细和适当的标准来评估科学家，……在‘高影响力’的期刊发表论文就给奖金的做法应当停止了。”
签署该宣言的还包括Nature杂志旗下的大批期刊，计有：
所有冠名Nature的研究期刊；
所有冠名Nature的综述期刊；
所有Nature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nals）；
《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
《科学数据》（Scientific Date）。
如此赤裸裸的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在江湖上实属罕见。但Nature杂志的行动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Nature杂志是一家非常奇特的刊物，它一方面是“国际顶级科学期刊”，通常认为只有牛逼人物可以在上面发文章；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依赖科学界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才能够维持广泛关注和知名度的。
而在影响因子的一统江湖中，科学界如何分层？大体上，少数上层人物，发高影响因子刊物很容易；广大中下层芸芸众生，则是“影响因子暴政”的受害者。屁股决定脑袋，那对影响因子的一统江湖，必然是上层安享其利，下层闻乱则喜。
所以Nature杂志现今的策略属于两头下注，是江湖枭雄常用的策略。它鼓吹叛乱，可以迎合芸芸众生，而只要影响因子还一统江湖，它就依旧高踞神坛；万一叛乱成功，那它即使未能如愿分一杯羹，至少也是叛乱的鼓吹者和参与者，“首义”之功仍不可没。打个比方，Nature杂志之鼓吹“反抗影响因子暴政”，有点像特朗普身为大房地产商却在竞选中为下层蓝领代言。 *后，笔者冷眼旁观，稍可告慰加菲尔德老帮主的是：也许反抗“影响因子暴政”的时刻是来临了，但是推翻影响因子的时刻还未来临。更重要的是，如果推翻影响因子之后，只是由三大叛军中某一家取而代之，那只是以暴易暴；如果*终形成几家平分秋色之局，那更是群魔乱舞，都只会使这个江湖更加混乱无序，铜臭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