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古典与文明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国家权力

引言
人类合作范围的巨大扩张已成为社会变革中*重要的发展。如何将多元的地方社群纳入更大的结构中，使资源的流动与调配可以跨越广袤的土地与上百万人口？国家权力的增强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其起因在不同学科中仍具争议。考虑到国家层面的社会（state-level societies）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成功，我们*好从比较视野来探讨这个问题。在帝国研究方面亦是如此，一种中央化的合作形式主导着上千年来世界上较为发达的地区。
比较史学有许多用处，它让历史学家走出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并将似乎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了。对他者的思考使我们“自己的”案例特点变得不那么自明，帮助我们领略各种可能的结果。用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与南森·席文（Nathan Sivin）的话来说，比较的“首要价值在于带我们走出狭隘”。比较研究使我们能够辨识出一些难题或问题，这些难题或问题较难从一段给定时间或空间的历史记录或坚持“本地”优先性和话语论述的专业研究中被发现。然而，尽管提出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它也许只是**步。比较研究在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格外重要的作用：“比较历史研究基本上关注如何解释和辨别那些产生重大利益结果的随意组合。”比较的方法鼓励我们思考运作于不同环境中的特定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在单个案例中互相组合。比较的目标是从对解释的描述和“地方”叙述转向更为严格的因果研究：“囿于单个案例的分析……不能有效处理那些主要或完全保持在案例界限之内的因素（或那些在结构或文化处境中较不明显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走出单个案例之界能够质疑那些似乎已确立的因果叙述，并带来新的问题与洞见。”在*后的分析中，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有可能（且不论是否渴望）通过单个案例理解观察到的结果。
这里我并不想详细探讨比较历史中的方法论议题以及它们对古代世界研究者的适切性。 简单地说，比较研究*好被理解为一种高度灵活的方法或视角，而不是一种规范的方法，它应该作为一种达致结果的工具，而非结果本身：因此，强调点应放在比较研究能够提出新问题和改进因果解释上。我们也要看到，比较视野倾向于动摇根深蒂固的学科实践：比较视野难以与专业能力的规范性理念相符合（特别是在语文学领域），并且比较视野对互不相关变量的强调可能会与这一观念相冲突——所有历史过程都深嵌于它们各自环境中，因此不能与其分开。这些张力真实存在，但也富有成果，因为它们促使我们去质疑已然确立的学术品位与信念。对比较历史研究的认真投入有可能改变学术知识的生产方式，特别是通过鼓励不同专业领域的紧密协作。更广泛地说，一种比较视野为过度专业化——这个当代专业史学的荼毒——提供了急需的解药。
事实上，对帝国历史的大部分顶级研究都将帝国作为一个有待进行跨文化探索的主题或现象。本书旨在贡献于这一努力。它集中在两类案例研究上，东亚的秦、汉帝国和地中海盆地及其腹地的罗马帝国。一对一的比较可能并不适用于测试更普遍的模型，因为太小的样本不一定能支持一般化规律的发现，但比起那些要求更高抽象层次的广泛调查，一对一比较能提供更有深度、更内在于历史状况的探索，这会有效弥补上述不足。
为什么选择中国和罗马？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古代世界*为强大的政权，并且是所有前现代帝国形态中持续时间*久的。它们在全盛时期虽然只占据地球版图很小的一部分，却统辖着近半数的全球人口。它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扩张、衰落，在某些方面，它们就像分居欧亚大陆两端的一对双胞胎——汉代的观察者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个意象，他们提及在遥远的西方有“大秦”。尽管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这两个政权彼此独立发展，这一事实使它们的相互作用相当有限，极大简化了两者之间的直接比较。只有新、旧世界帝国的比较研究能够提供更有力的自主性例证，但这种比较必须面对更为显著的生态学上的差异。作为一种独立国家形态的自然尝试，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大古代帝国在生态环境上大体相似，但因地理上的基本差异而区别开来：罗马是地中海国家，而汉帝国则位于封闭的内陆；罗马的草原边界接近秦、汉帝国的核心区域，而汉王朝远离西部内海。两者的*大不同在于其后：罗马之后的欧洲再没有出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而汉之后的东亚却有一系列的重建。这些迥异的趋势是否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两大帝国的独有特质所解释，这仍是一个开放（也是被严重忽略了）的问题。
古代欧亚大陆的东西比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近年来势头开始有所增加，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今中国的崛起：古代历史学家并非在真空中书写历史，他们也不应希望如此。对希腊和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强调仍然很强，这带来一大批著作的问世，杰里米·坦纳（Jeremy Tanner）*近对这些文献做了精彩回顾。希腊罗马与早期中国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快速升温。如今已经有足够多的研究为一个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个领域可以被称为“比较古典学”。对国家及其机构的比较研究*终也开始吸引到了更多关注，继20世纪80、90年代的零星尝试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兴趣在过去20年明显增加。目前，2008年与2009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正体现了这一点，当中探讨了帝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多种帝国机构。
撰写比较历史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本书阐释了几种研究路径。其中，*具前景的一种是研究特定文明的专家进行合作，这一过程既要确保一致的高水平竞争力，同时也要求合作者有合适的“匹配度”，以便很好地工作。在**章中，罗马史学家彼得·邦（Peter Bang）与中国史学家高道蕴（Karen Turner）就展现了这一研究路径的有力之处。大多数作者选择从两方面探索一个既定话题：科里·布伦南（Corey Brennan）、陆威仪（Mark Lewis）、卡洛斯·诺瑞纳（Carlos Noreña）和我。彼得·艾希（Peter Eich）、普鸣（Michael Puett）也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这一点，他们主要集中在一个案例上。这一形式推进了研究的一致性，但关键取决于历史学家是否愿意冒险走出自己本来的专业领域。第三种选择是对同一主题成对的互补文章，例如赵鼎新与彼得·艾希关于汉朝与罗马帝国官僚制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在本质上更为含蓄，主要产生自主题更狭窄的并置研究。这一进路的优势是可以凸显解释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在共同协作的作者那里难以产生。例如，两位作者有关西周文官制度或中国科举特色的不同看法。正如其所应该达致的，这反映了当代学界丰富多样的立场。以上研究一起探讨了欧亚大陆古代东、西帝国形成中一些*为显著的部分，足够作为比较史学研究实践的引介。
我们的讨论主要涉及四个关键议题：统治者与贵胄之间的关系（**、二章）；国家官员征召、组织与财政（第三、四、五章）；国家权力与城市化的相互依存（第六、七章）；信仰体系中的政治维度（第八章）。邦与高道蕴通过考察世袭政治（patrimonial politics）提供了背景，聚焦贵胄地位、国家统治者和贵胄的关系。他们的比较视角反映出两大帝国的一些显著不同，例如古代地中海“城市—国家”文化与汉朝城市生活的不同，同时也证实了其他区别，例如可被感察到的汉儒思想与罗马尚武精神的差异。他们观察到汉朝与罗马两个体系都声称反对暴政，并发展出一套有关模范君主的叙述。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平行比较“反映出处境的逻辑：共有的组织局限以及社会机构、权力结构、贵胄阶层形成过程上广泛的相似性”。这凸显出比较研究的一项重要益处，即，比较研究能辨识出被“地方性”细节掩盖的广泛模式和找到特定案例之间的显著差异。布伦南比较了汉朝与罗马帝国商讨和决策制定的过程。他借用大量的个案证明了两种环境下正式议会的重要角色，它们皆由习俗的力量所支持。这补充了邦与高道蕴对结构相似性的发现，这些相似性皆由相平行的关注和限制所塑造。
赵鼎新和艾希探究了国家权力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国家官员的身份以及他们被征召和管理的方式。赵鼎新强调西周时期已出现了汉帝国官僚传统的雏形，并分析了汉帝国官僚组织复杂的中央化模式。他关注在委托—代理人（principal-agent）问题中至关重要的考核机制。赵鼎新认为，汉朝的儒家思想在任用官员和管理统治者与贵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该系统的弱点包括帝国行政的内部分化、征召过程的贵族偏好和对地方官员的依赖。他提出，早期中国的官僚化不应被当作早熟的“现代性”征兆：它可以出现于一个多样的环境中，有别于后来西方现代化特征的其他因素。艾希则致力于区分官僚化发展的不同程度，由此对早期中国官僚化概念提出更多质疑。他主要关注的是罗马王政时期世袭的前官僚结构的出现，这个过程在公元3世纪的压力下加速形成并在日后被很好地记录下来。在第四章的第6小节，艾希勾勒了罗马晚期的管理体系，这直接与赵鼎新对汉朝的相应描述形成了对比。与赵鼎新一样，艾希讨论了委托—代理人议题和罗马官员的精神指导，指出罗马缺少像汉帝国儒家思想那样的意识形态基础。通过与早期中国比较，艾希强调罗马国家权力实践过程中军事部门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指出两大帝国中社群管理的方式，并以此作为解释两者长期差异至关重要的变量。
在我自己的文章中，我将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记录作为下述议题的指标：国家规模与权力、统治者与纳税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以及帝国资源重新分配时的主要受益人——税收的流动揭示了国家的“骨架”。与艾希的结论一致，我们发现罗马帝国和汉朝分别将军事花费与行政官员薪金视为优先，这一差异反映了两大帝国相异的组织与权力结构。两大帝国对贵胄的补偿水平也不相同，罗马*高公职人员颇受青睐。在两大帝国中，国家收入的总体构成份额基本相似，这表明不管各自制度背景如何，前现代国家的征税具有有力的强制性。汉朝的纳税与支出机制长期看来是否更具弹性，并因此更有利于之后帝国的重新统一，这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中有两篇文章探讨了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是国家权力建立与实践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诺瑞纳提出，因为国家权力在城市化构成方面有重要作用，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反映出管理行为的不同。帝国都城的特点很好地阐明了这一差异：罗马城随着时间发展壮大，而秦汉的都城产生自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在两大帝国中，国家权力都创造了诺瑞纳所说的“人造城市”，例如沿着罗马边境、紧邻驻军的聚居区和中国都城区域的陵邑。它们都源自各自体系中的关键因素——罗马帝国驻军的重要角色与汉帝国王朝延续的重要性，而罗马帝国并未有过王朝延续。与罗马的城市贵胄自治完全不同，汉王朝对城市有更强的掌控力，诺瑞纳将此追溯至战国时期国家对农村地区的直接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贵族的权力被剥夺。相反，罗马帝国的城市始终作为社会权力的独立来源而发挥作用。这一功能的发挥消耗巨大，因为地方贵胄的自治不容易与一个强大的军队集合体的财政需求共存。诺瑞纳认为，与汉朝的比较使我们把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罗马高效的迹象诠释为其孱弱的标志，它限制了国家的基础设施能力，甚至在帝国衰亡后仍继续发挥影响。陆威仪借着探讨两个帝国城市的物质特性与社会动态变化，比较了两大帝国的城市化形态。这一研究路径强化了诺瑞纳提及的差异现象。政治权力的公共展示是罗马世界的核心，它反映在城市的空间结构中，而中国奉行的是排他性的原则。不同于拥有集会场所与剧院的罗马城市，在汉朝城市中，人们聚集在市场里，它是国家控制的媒介。与诺瑞纳一样，陆威仪观察到罗马城市的连续性和自治性，以及中国汉代城市的短暂性和中央集权的特征：“罗马和汉帝国通过城市景观来展现统治者的性质、军队的角色、地方贵胄的地位以及对文明特征的界定。”但他也谨慎地提到汉代城市也为官僚架构之外的人士提供了活动空间。
在*后一章，普鸣将我们的讨论延伸至意识形态领域，他集中讨论了早期中国神权统治的起源和影响。他指出汉朝不同模式的“政治神学”：神权统治概念与较早传统有巨大断裂，后者从祖先诸灵衍生出贵族权力；全方位的宗族世系系于天（一位神祇）的理念；开放给所有人群、与千禧年运动有关的自我神化教义。**个与*后一个模式都支撑了创造新秩序的主张。普鸣提到，在罗马帝国，神权统治也在政治崩坏时期被确立，并反过来为之后的人类成神运动诸如基督教奠定了基础。因此，东、西方的信仰体系经历了相似的发展以回应政治权力的性质变化。
我们从这些比较中得到了什么教训？本书作者们找到了无数例证，体现了面对相似问题的两个帝国给出了相似的解决方法：在话语领域，理想化的统治被推行以对抗暴君；等级制、集权化与官僚因素不断加强，以回应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冲突，因此，其强度与制度性的影响在两个帝国中区别甚大；税收的有效规模；贵胄间共同决策的文化；国家权力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对政治变迁的宗教性回应。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更多诸如此类的例子。
然而，主要的不同也即*具价值之处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特定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本书作者们关注城市管理与军队的角色。我们讨论了官僚制（艾希，赵鼎新）、贵胄的形成（邦，高道蕴）、都城的性质、“人造城市”和地方行政管理（诺瑞纳）、城市的物质外观（陆威仪），这些研究都揭示了地方自治的至关重要性。大体来说，差异在于：早期中国更直接地控制城市和国家官员，方便了中央的民事机构对社会进行更深的渗透（尽管从现代的标准来看还是很有限），而罗马则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性，国家更依赖军事机构，并在这方面开销巨大。
导致这些不同的大致原因十分清楚：西方城市—国家的文化中持续存在的希腊—意大利传统以及东方战国时期频繁的攫取—强制循环。然而，要辨明更高层次的因果机制则较困难，例如地理与地域环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上述发展？从结果上看，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两大问题。一是特定因素之间的因果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庞大的军事体系平衡社会权力自治的地方基础，一个基于城市—国家体制的帝国能否像罗马帝国那样幅员辽阔、屹立千年？汉朝更为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组织是否减弱了军事部门在结构上的重要性？二是有关长远的趋势，即，像罗马帝国这种规模的帝国在之后的欧洲不复存在，而像汉这样的大帝国在东亚则循环重现。比起罗马以较为社会边缘的军事力量为优先的做法，秦、汉更深的民事渗透模式是否为帝国的延续（尽管有时间间断）提供了一个更强有力基础？后一个问题再次要求我们从物质环境转向信仰体系，将更大范围的因素考虑进来。
因此，这些研究促进了更广泛的争论。在国家权力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要说：统治者的功能与承继、军事事务、国家法律、超越性宗教的角色、边境关系、经济政策，以上提到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人猜想，以上很多论题在回应本书提出的“大问题”方面至关重要。不过这也只是**步。研究前现代帝国的历史学家们现已发展出切实可行的策略来进行多案例的分析比较，本书在问题解决层面的尝试向既有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严肃的挑战，并呼吁重新组织现有的历史研究活动，旨在强调团队合作并提出恰当的假说论证。本书所做的只是给这栋宏伟大厦添一块砖，奉上一份实验精神，希望更有来者承续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