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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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国刚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本类榜单：历史

分类：历史 > 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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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101138313
装帧：一般胶版纸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其他
页数：534
出版时间：2020-08-01
条形码：9787101138313 ; 978-7-101-13831-3

本书特色

1. 身处历史上大变局，构筑未来，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本书带给你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思想的格局。 2. 连续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两千多年成熟国家社会的管理治理经验，给我们搭建了可以展望未来的历史眺望台。阅读本书，将中华千年治国方略精髓尽收眼底。 3. 学习历史，通达天下古今之“道”，让我们胸怀更宽广、目光更远大；学史以明智，掌握治理国家、经邦济世之“术”，让我们方向更明确、行动力更强劲。

内容简介

本稿是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面向大众讲解《资治通鉴》历史智慧的大众普及读物，是当代有名学者以“正”史观向大众解读传统经典、弘扬传统文化之作。本稿选《资治通鉴》中对当今社会具有启发意义的历史故事/事件十六则，加以分析阐述，以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史家的睿智深入浅出进行解读，适合广大民众阅读。

尧舜以来的以德治国、以能任人的贤能政治传统，经过禹汤、文武、周公塑造的中国传统政治中“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被秦汉以后的历朝奉为圭臬。《资治通鉴》的**个故事“智伯的覆亡”所引发的司马光关于德与才的评论，“子思论政”中每一个论点，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历史根据。

孔子那个时代已经“礼崩乐坏”，理想主义者仍然憧憬周公构建的天下秩序，现实的统治者则要面对日常的治理难题，国际竞争很激烈，国内的民生很艰难。于是，那些游走于各国的“士”就纷纷献计献策，儒、法、兵、道、墨、阴阳等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和治理模式。

儒法并用子思论政威王治国千古高手卫君手段申商之术

第二章秦赵之争

战国七雄中，撇开偏安一隅的韩国不谈，其余五国各有优长。经济实力*强的是齐国，国土纵深*广的是楚国，变法图强*早的是魏国，而军事实力*强、骑兵和名将*多的则是秦国和赵国。

赵国在赵肃侯、赵武灵王父子在位的五十多年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燕昭王、秦昭襄王这两位战国时期著名的国君，都是受赵武灵王支持而即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消灭中山国，开辟北方三郡，将赵国的国势带入了顶峰。遗憾的是，长平之战后，赵国一蹶不振。末代赵王，不图振兴，唯求苟安，大将廉颇、李牧或出亡或被杀，赵国的灭亡已经是笃定的了。赵国的兴衰史及其内外原因可以看作是六国衰亡的一个样本。

胡服骑射沙丘之乱外交角力长平之战纸上谈兵名将之亡

第三章大秦帝国

秦朝的建立和灭亡，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百代皆行秦政制”，这是不争的事实。秦国的崛起，秦孝公是关键领袖，他采纳了商鞅的改革建议，打破贵族制度，用军功爵制激活了秦人疆场杀敌的动力，造就了一支虎狼之师。

秦国始终注意搜罗各路人才，这是保证其国势始终蓬勃向上*重要的领导力因素。遗憾的是，秦统一天下之后，始皇帝没有及时调整政策，没有完善各项治理制度，也没有做出完整的接班人安排，就突然在五十岁病逝于巡视途中。内部蛀虫赵高，破坏了整个秦朝大厦，这是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南取巴蜀远交近攻破坏人才千古一帝赵高亡秦

第四章汉家天下

汉代是中国传统治理结构基本定型的时代。汉初改变秦朝以吏为师、严刑酷法的管理模式，轻徭薄赋，刑法轻省，使得经济恢复增长十分快速。但汉初放任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管理政策也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一是贫富分化，二是道德滑坡。

汉武帝登基后采取的治理措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完善各项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体制；二是国家收回对于山林川泽的管理权，设立国营企业垄断盐铁等贸易；三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革新。汉武帝时代的儒术，有“儒”有“术”，既有儒家的君臣大义，又不排斥吸纳诸子在治术上的一家之长。本质上说，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王建国萧规曹随独尊儒术汉武大帝霍光辅政七国之乱

第五章东汉变局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到了东汉时代，得到了切切实实的落实和强化。刘秀即位后*强有力的措施是打击豪强，表彰循吏，惩处贪官；大力提倡儒学，扩充太学。儒学成为社会行为的准则，三纲五常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于是儒家思想开始固化，腐儒、陋儒、伪儒为了利禄，纷纷登场。汉代士大夫用自己坚持的“政治正确”标准去谈论时政、品评公卿、鞭笞各级官吏，形成了一股“清议”的风气。

“清议”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有激浊扬清之效，另一方面也有不切实际之弊。外戚何进在名士的怂恿下，要全部诛灭宦官，导致董卓进京，东汉政治走到了尽头。边疆军阀出掌朝政，彻底颠覆了宦官与外戚“茶壶里的风暴”，军阀割据的三国乱象终于拉开了序幕。

刘秀打黑太后临朝士风矫激灵帝托孤董卓进京

第六章三国成败

三国从董卓进京到西晋统一，前后有九十年历史。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曹操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军事能力高超，治理能力一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唯才是举的人才思想使得其帐下人才济济，远远超过所有的对手。

刘备、孙权、诸葛亮，也都是一时豪杰。刘备能够笼络人，孙权身段软，*值得赞颂的是诸葛亮忠于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是后世政治人物的楷模。

袁绍兴衰曹操用才刘备智慧诸葛治蜀孙权谋略

第七章晋朝风云

魏晋时期仍然是霸主模式主导着政治运行。曹魏和司马晋的经验再次说明，任何政治制度和治理措施，都不是僵化的教条，吸收历史经验教训也不可不考虑现实的条件和形势。只有立足于现实政情决策，才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道理。

从制度层面追究魏晋王朝短命的原因之外，人事问题也绝不可忽视。唐太宗曾经批评司马炎的两大错误：一是统一天下之后失去了进取之心，二是在决定接班人问题上溺于亲情、不懂大局。内乱之下，宰辅人物虚谈废务，葬送了西晋的江山。

司马家族短命西晋虚谈废务门阀政治淝水之战

第八章南朝刘宋

东晋政权建立之始，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而东晋南朝的政权切换，关键人物是寒族将领刘裕，他开启了南朝**朝，立国前后六十年，史称“刘宋”。其后的萧齐、萧梁、陈朝更为短促。

刘裕执掌东晋朝政十六年，成功地使自己站在了勤王的道德制高点上，成为东晋朝廷*后的权臣，*终取代旧朝廷。刘裕篡位之后，寻即杀害前朝君主，开启杀旧主之先例，故刘宋被萧齐取代之后，刘裕的子孙也被杀戮殆尽，这是南朝政治不如魏晋格局的一个表现。

刘裕起家善用人才气量偏狭家教无方

第九章南梁武帝

萧衍是南朝君主中*有学问的皇帝，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儒法兵道佛，无所不通。在他的统治下，南朝萧梁社会稳定、文化繁荣。他重建了太学，编纂五礼文献一千余卷；中国**部文论专著《文心雕龙》、**部诗论专著《诗品》，以及**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和继《诗经》《楚辞》之后的诗歌专集《玉台新咏》，都是在萧梁时期问世的。就此而论，说萧衍统治的梁朝是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文化*发达的时代，也不为过。

萧衍在佛教弘扬上也史上有名，他舍身同泰寺经常被人诟病，但是他整顿佛法，组织僧团编纂戒律，却也功不可没。萧衍收留北方东魏因政权领导人更替而无法立足的胡人将领侯景，*终却因“侯景之乱”导致国破身亡，亦令人浩叹。

萧齐萧梁文教治国痴迷佛教亲厚宗族拒谏饰非多面人生

第十章北魏风云

北魏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开国的三代君主道武帝拓跋珪、文成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分别完成了开国、承业、统一的历程。

从485年开始，北魏先后推出了俸禄制度、均田制度、三长制度等，重建了官员的薪酬体系、土地赋役制度以及基层管理组织，建成适应北魏社会新变化的管理新体系。493年，将首都从大同迁往洛阳，同时改鲜卑姓氏为汉人姓氏，鲜卑贵族必须与汉族通婚，穿汉服、讲汉语。北魏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次重新调整和分配。迁都后*大的失落者是原来在北方长城边塞的驻军，即所谓“北方六镇”。首都迁到洛阳后，六镇失去了对于朝廷的重要影响力。连年的饥荒和军镇管理者的压迫，造成了一场遍地起火冒烟的大危机，史称“六镇起兵”。

临朝改革孝文迁都魏室衰败再造王室尔朱功过

第十一章对峙枭雄

北魏在“六镇起兵”中，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在控制的关东地区建立东魏（都邺城），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在控制的关中建立了西魏（都长安）。北方又一次陷入东西政府对立的局面。东魏、西魏的斗智、斗勇、斗法延续到第三代，*终西边的北周消灭了东边的北齐，分裂了四十二年的黄河流域重归统一。

北朝后期东西方这两大政治势力的较量及其成败，给我们以许多启示。首先，穷则思变，改革与发展是硬道理。其次，西魏北周的领导核心有能力、有魄力、有进取心，在各自执政期间，担当起了改革、发展的重任；相反，东魏、北齐高氏集团，在用人与决策上错误比较多，一步步地败坏国力，*终葬送了北齐王朝。

高欢崛起东魏称雄西魏军政宇文家族

第十二章隋杨成败

隋文帝取代北周称帝，*终统一了南北，结束了五胡乱华以来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他建立的一套“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行政体制，被唐朝直接继承。

隋炀帝大业初年有一系列改革措施，职官制度的职能体系更加合理，赋税徭役都有所减轻。但由于他好大喜功，追摹秦皇汉武开疆拓土的功业，东征西巡，营建东都，修筑运河，为达到丰功伟绩的目标，不惜带头破坏规则。中央集权体制不管如何高效，如果管不住皇帝的任意非为，其结果只能是皇朝的灭亡。隋炀帝的事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隋文统一开皇之治炀帝初政饰非拒谏末路悲歌

第十三章大唐雄风

唐朝之于隋朝，很像汉朝之于秦朝。唐承隋制，唐代长治久安的原因，不是唐朝的政策优于隋朝，而是因为唐初的统治者能够保持克己，切实实行隋朝没有落实的许多政策。贞观年间，唐太宗反复对身边的侍臣强调权力制约的重要性。

唐代初年的管理创新，*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宰相制度中的集体办公体制更加规范化；二是建立官方修史制度，系统总结王朝成败的历史经验。因为晋代历史对于唐朝统治者尤其重要，唐太宗亲自抓《晋书》的修撰。西晋不仅结束了三国乱局，也开启了北朝和东晋南朝的大分裂。因此，研究晋代历史，就是抓到了几百年民族分裂与融合的源头，对于梳理汉末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变局，尤显关键。

征战开国贞观之治则天时代玄宗初政盛世危机

第十四章中唐改革

唐朝的衰落与安史之乱密切相关。为什么盛世开元会导致天宝末年的这一场浩劫呢？制度创新不足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核心是土地兼并。唐中期，土地兼并引发的逃户问题、兵役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由此引发内外军事失衡问题，更直接酿成了大祸。安史之乱后，自北朝以来逐渐形成的胡汉一体的政治局面也就瓦解了。

乱后，代宗执政十七年，*大的忧患是战争期间宦官和新军人势力的增长。德宗继位后致力于削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操之过急，导致了失败。之后，德宗吸取教训，努力扩大禁军主要是神策军、扩张财政储备，为宪宗整治藩镇的胜利准备了财富支撑。

安史之乱中唐时局整顿削藩泾原兵变永贞革新元和中兴

第十五章长安日落

唐代中后期有两个持续的政治顽疾：一是对藩镇的斗争，二是宦官擅权。此时的朝廷士大夫，虽优秀如李德裕，却也外无法对付骄藩，内不能抗拒宦官，又在权力和政策问题上陷入个人恩怨，制造了历史所称的“牛李党争”。即使皇帝颇有明君品质，朝中又有干练忠臣，却不能合作开创唐后期的新局面，这不能不说明唐朝气数已尽，无可奈何。

从唐顺宗“永贞革新”以来，唐王朝的改革一而再地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班子不坚强，一把手地位不巩固，策略失当，用人不利，改革不能持续进行。但是，所有原因中*核心的一条是大唐一把手皇帝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官僚队伍亦蝇营狗苟。

河朔再叛敬宗之死甘露之变会昌之政末日挽歌

第十六章五代流光

907年，黄巢麾下大将朱温借势唐末起义实现改朝换代，建立后梁，历史进入五代时期。统治格局小，没有合格接班人，是整个五代王朝更替的共同问题。后周世宗柴荣，颇具雄才大略，可惜寿命不永，子嗣幼弱，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成为*高军事长官。

赵匡胤整顿军队，削弱地方节度使势力，为化解五代藩镇坐大、问鼎中原提供了基本条件。这样一个有文韬武略的青年军官出来收拾五代的残局，也真算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选择。

朱温后梁克用遗志伶人天子燕云割让黄袍加身南唐风云

尾声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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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1.《战国治术·通论》 2 《战国治术·儒法并用》 1.战国治术·通论中国历史的正式开篇，从五帝时代算起。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黄帝是华夏族的祖先，被国人奉为人文始祖。颛顼“绝地天通”，君王成为*大的巫师，垄断与神的沟通，君权与神权的合一，甚至从良渚遗址“王”的陪葬墓中同时拥有玉钺（军事即世俗权力）和玉琮（祭祀即宗教权力）的现象中解读出来，也可以说是春秋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先声。甲骨文中的“天帝”往往就是帝喾，他是高辛氏的祖先，也是传承华夏文明的帝王。尧、舜的传承在《尚书》等古文献中构建了以德治国、以能任人的贤能政治传统，经过禹、汤、文、武、周公发扬，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中“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这些政治理念不仅体现在春秋末年孔子及其弟子对于儒家六经的编纂和传承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为秦汉以后的历朝明君奉为圭臬。《资治通鉴》的**个故事“智伯的覆亡”所引发的司马光关于德与才的评论，“子思论政”中每一个论点的展开和讨论，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历史根据。孔子那个时代已经“礼崩乐坏”，理想主义者仍然憧憬周公构建的天下秩序。孔子周游列国，在中原华夏诸国——陈、蔡、卫、宋等国打圈圈，不可能有机会。春秋争霸，大国斗争都在四边之地：东边的齐国、北边的晋国、西边的秦国、南边的楚国，或者东南边的吴越国。中原的宋国出来争霸，闹成了笑话。边地各国有空间挣脱传统礼制的束缚，有资源做大做强。到战国时代，统治者面对日常的治理现实，国家间的竞争很激烈，国内民生很艰难，周天子自身难保，已经不能帮任何忙，一切只能靠诸侯们自己。于是，那些游走各国之间的“士”就纷纷献计献策，合纵连横。诸子百家提出的治理模式由此而产生。儒、墨、道、法、兵、名及阴阳家等为其荦荦大者，各自都提出了救世主张。 *后成功的是商鞅。不管历史的真实场景如何，《商君书》及后世文献留下的记载颇具戏剧性。前361年，秦孝公要变法，招纳贤才，说谁能够出长策奇计，强大秦国，我就与他共享秦国（即封之以疆土爵邑）。魏国的客卿卫鞅（本是卫公室庶孙，卫国其时是魏国的附庸），带着李悝的《法经》前来应聘。面试了好几次，先谈帝道，只有仁义，没有刑法；后谈王道，主要是仁义，略及刑法；都不能让秦孝公满意，反而让秦孝公觉得他迂阔。第三次谈到霸道政治，孝公大为高兴，约定下次再谈。*后一次，卫鞅系统提出一套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两人谈了三天三夜。卫鞅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通过几个回合的朝堂大辩论，卫鞅没能说服反对派，但是，与秦孝公达成了统一意见。在统一了内部的意见之后，秦孝公和商鞅君臣经过十几年的持续改革，秦国成功了。卫鞅被封在商於之地，故后世称之为商鞅；后来因改革得罪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而被杀。商鞅的改革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改革的一个经典案例。改革的必要性与功效性，众所周知。但是改革会重新调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格局，势必会有强大的反对声音，需要保持定力与持续的推进。此外，如何把改革的刚性与柔性结合起来，也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之一。法家治术，严刑酷法，尊君卑臣。运用得当，迅速解决当下问题；运用不当，就会成为阴谋权术，画虎不成反类犬，本章中卫嗣君的治理手段，就有这样的嫌疑。本章的几个案例，魏文侯治国，儒法并用，构成了中国古代治国用人的微型标本。孔子的孙子子思就用人和决策两个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实际上这也是领导力修炼的核心内容。在君臣关系上，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不搞一言堂。但是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由于缺乏制度化、机制化的约束，全凭领导者的道德自觉，出现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的现象在所难免。齐威王是战国时代很有成就的一位君王，他注重选拔优秀人才，各司其职，认识到与人才的宝贵相比，珠宝之类皆粪土耳。在当时，有这种认识那是相当高明的。齐威王还明辨是非，考察官员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善于倾听臣民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而战国时期的小国——卫国国君卫嗣君想当明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能像齐威王一样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来治国，而是采用作秀和钓鱼执法等小手段，没有把握住治国急务，因而受到当时和后世论者的批评。申商之术，一重“术”，一重“法”。“法”是法律政令，“术”是领导方法和管理技巧，对于治国理政来说，二者都很重要。但是，申不害以“术”治国，难逃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命运。商鞅以“法”治国，使秦国走上发展强盛的道路。这就说明，“申”“商”之学，不在一个层面上，法治建设比领导人个人技巧提升更具有根本意义。 2.战国治术·儒法并用战国时期，各国竞争激烈，治国的关键在于人才，这已成为共识。如何识人、用人，协调好君臣的关系，是当时政治家和思想家积极探讨的话题。魏文侯（前472—前396）是魏国的创建者。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在魏文侯的领导下，魏国成为**个崛起的大国。魏国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天时而言，当时的秦国还在沉睡，齐国国君大权旁落，楚国内乱不止，魏国四周无强敌。就地理优势而言，魏国横跨黄河南北，主要领地包括今日之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都是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区域。但*重要的还是“人和”因素。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两代国君，在开国之后数十年，积极有为，励精图治，讲信修睦，使魏国成为强盛一时的大国。我们来讨论一下“人和”的事情。先说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晋结盟，营造和平的环境。韩国曾前来借师伐赵，赵国也曾想借师伐韩，魏文侯采取“和事老”的态度。“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开始韩、赵都不满于魏国。后来，韩、赵知道魏文侯是想两家和平友好，故“皆朝于魏”。魏国促成了三晋的结盟，自己因此成为盟主，“诸侯莫能与之争”。在内部的“人和”上，首先是通过改革，化解矛盾，调节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同时注意识人、用人，儒法并用，不拘一格。战国的改革自三晋始。三晋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一般认为李克即李悝）变法。李克（前455—前395）变法的宗旨是为了富国强兵，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国家鼓励垦田、激励农耕。他颁布的《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法经》曾被商鞅带到秦国，是商鞅改革的起点。《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克），悝（克）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李克出自儒家，又是法家的鼻祖。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序》中说，法家乃是起源于儒家（“法原于儒”），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儒家思想是要务实，用之于治国实践，就不能没有法制手段。汉代以后号称崇儒的政治家（如唐太宗）、政论家（如贾谊）莫不如此。而其源头则出自魏文侯的老师李克。《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津津乐道李克的一则轶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请教国相的人选：“先生总是告诉寡人，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依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适担任国相呢？”李克没有说具体人选，只谈了谈自己对识人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居常看他亲近谁，富贵看他结交谁，显赫看他保荐谁，困顿时看他何事不为，贫穷时看他何利不取！李克说，凭这五条您就足以确定国相的人选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见呢！魏文侯大喜，说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选任谁做国相了。李克的这一套识人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乏类似表述，后代也流衍甚广。其核心思想一是行胜于言，二是人以群分。刚出门，李克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问，听说今天国君就选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结果是谁啊？李克说，我猜测国君会选择魏成。翟璜唰地变了脸，愤愤不平地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魏成、翟璜的差别在哪里呢？魏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向国君推荐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这三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门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孔子*优秀的学生中，他以“文学”见长。有人甚至认为《论语》的编纂就出自子夏及其门人之手。子夏在魏国讲学授业，创立了一个“西河学派”，其中不乏经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习儒术，大约就曾受到子夏等人的影响。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统治者真正奉行过；有之，则从魏文侯始。魏文侯师从子夏学习经艺，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贡（即孔子爱徒端木赐）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引起当时诸侯的震动：“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司马迁《史记·魏世家》记载说，秦人曾欲伐魏，有人就提醒他：“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翟璜也向国君推荐了许多优秀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将吴起，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包括担任中山守将的李克，乃至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等。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于是，我们就发现，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自律比较严，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李克、吴起、西门豹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职，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据李克的说法，魏成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你翟璜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你识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认同了李克的说法，为先前的失态向李克道了歉。治国理政，需要各种人才。“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史通》卷一〇《自叙》）李克认为，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更需要的是能够帮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下面这两则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在一起吃饭，欣赏音乐。魏文侯说：钟声不对称啊，左边的声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没有吱声。魏文侯迷惑地问：你笑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田子方说：“臣听说，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着意辨音。如今主公着意辨音，臣担心会忽略对官员的识辨啊。” 田子方的意思是说，为君之道，无非用人任事，国君关注的重点当在用人当否，不宜对臣下的具体工作作即兴式评头论足。田子方不愧是儒商子贡的高足，深谙领导艺术。还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击（？—前370）路遇田子方，下车伏谒施礼。田子方并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值得高傲呢，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国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获得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我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穿上鞋，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即后来的魏武侯，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田子方教导太子的道理发人深省。有担当、有事业、对未来有期待的领袖人物，应该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马光《稽古录》卷一六《历年图序》，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一个大纲。他在文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现危机谓之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这些人君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认为，同样是中等才能，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不坠，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领导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说话，处事，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宏大的事业。总之，魏文侯治国理政，不仅有成就，而且有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明君治国的微型标本。

作者简介

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及社会各界讲授《资治通鉴》，颇受欢迎。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所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入选“2016中国好书”。主要著述包括《〈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西文化关系史》《唐代藩镇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唐代家庭与社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资治通鉴启示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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