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国学指要

　　《国学指要》：　　（一）秉笔直书的气节　　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之时，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以秉笔直书而被时人称为“良史”者，*早有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其后如魏收评价李彪：“秉笔立言，足为良史。”《唐会要》记史官吴兢抵制宰相张说提出略改数字的要求，曾言“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这使同修史官“深惊异之”，感叹“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与此相类的是，南宋史家袁枢同乡章悖“家以其同里，宛转请文饰其传”，袁枢拒，言“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时任兼修国史的宰相赵雄感叹说，袁枢“无愧古良史”。　　这种直书的精神成为史家遵循的传统，刘知几在《史通》中写了《直书》《曲笔》的专篇，总结唐以前史家直书的优良传统，表彰南、董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肆情奋书、无所阿容的直书精神。刘知几指出直书与曲笔的对立，认为直书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则会造成实录难求。正是从实录的角度来区别直书与曲笔的界限，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求实精神。　　这种直书精神有很大的影响力，正直的史官和史家都会自觉效法，付诸实践。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太宗言行，太宗欲索取过目，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加以拒绝。太宗问他：“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回答：“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参与《则天皇后实录》，如实记载了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宰相张说感到此事于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兢义正词严地斥之：“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以“实录”作为评定良史的标准之一，是史学批评*鲜明的表现。仅仅依靠予夺褒贬，后人可能看不到历史的真相，无法发挥史学的取信功能，而良史的职责就是按照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书事载言，使善恶昭彰，从而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②　　（二）会通古今的器局　　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一般都具有恢宏的历史视野，他们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用包容一切的气势和规模，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　　以史论精辟而被誉为“良史”的史家如魏征，《旧唐书·魏征传》记：“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史》、《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以“会通”而贯穿古今被誉为“良史”者，如东汉班固评价司马迁“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①中国古代史学的“会通”思想，从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到司马光“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通鉴”思想，再到郑樵提出“同天下之文”，“极古今之变”的“会通之义”，深深影响了人们对“良史”的评价。　　班氏父子*早阐述司马迁是会通古今的良史之才。班彪说：“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班固承袭父说，进一步评论道：“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这不仅肯定了司马迁采集文献的广博，还指出司马迁贯通古今历史、详于秦汉历史的特点。他撰写《汉书》，就继承了这一宗旨，说要“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穷人理，该万方”，“函雅故，通古今”。马、班并称良史，能通古今之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②　　在这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撰史宗旨，成为评价良史的标准，从而使这种视天人古今、社会历史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观念，更深透地渗入史家思想当中，成为许多史家的共识。史学史上明确提出“会通之义”并把它作为整个史学工作原则和史家责任的是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他多处提倡“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其主旨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贯通历史的联系；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揭示“古今之变”。在此观点下，郑樵一方面推崇司马迁的会通，说他“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另一方面批评班固《汉书》断代为史，失却了司马迁会通古今之旨，他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③显然，他这些观点是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