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与中国电影

　　《改编与中国电影》：　　具体到文本上，董晨曦认为，IP话剧电影改编中具有后现代意蕴，譬如：1.后现代的语言风格，在IP话剧中经常通过言语调侃和粗俗的语言来解构崇高感和神圣感，刺激观众的听觉感官，无厘头式表达也冲击并解构了传统的表达方式与行为规范。而这些具有典型后现代特征的“狂欢”和“口腔快感”也在电影改编中延续并扩大。2.后现代的情节设置。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情节或段落彼此之间缺少联系，场面与场面之间没有叙事的逻辑，只有相互的拼贴。传统意义上那种流畅的、连续的、符合思维逻辑的叙事方式被消解，此外，后现代的商业语境还催生出了游戏化的情节结构，以及对经典情节的戏仿，梦境与现实的游离，戏中戏的肆意穿插。3.大众文化的体现。目前完成电影改编的IP话剧均为商业小剧场话剧，在话剧创作过程中就迎合了主流受众对娱乐性、时效性、奇观化的审美需求，话剧中大众文化的体现，也为IP转换过程中对商业性、再创造能力、影响力的要求提供了有利因素。　　李炜在其分析中，却并没有对后现代主义给予特别关注，她认为21世纪以来话剧改编电影的成功，在叙事主题上，被改编为电影的当代原创话剧多以切近大众的现实生活或对社会世象的隐喻式批判作为主题。《隐婚男女》《分手大师》《恋爱排班表》《华丽上班族》《恶棍天使》《过年好》《29+1》《21克拉》等剧均以当代都市男女恋爱或家庭婚姻为叙事主题。即便是部分剧作运用了适当的变形夸张手法，其内核仍然不脱离现实生活。在文化性质上，当下中国的话剧IP及其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更多地体现出了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所提出的“融合文化”特质，即走的是文化产业链的道路。在二次创作上，则是电影成功突破了“跨媒介叙事”，即把原来想在话剧中写出来的东西，用另一种艺术形式——电影的形式重新写出来。*后，作者认为，纵观当下中国的跨媒介文化实践，话剧改编电影方兴未艾，观众对源文本的多元化呈现需求，必将更多地促进舞台到银幕的转变。而在内容、媒介属性及其呈现方式，以及资本层面的融合之中，归根到底，前两者才是作为文化传播的戏剧改编电影更应关注的问题。如何选择合乎基本逻辑、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内容，灵活地运用电影的媒介属性及其多样化的视听语言，将具有高度舞台限定性的话剧进行合宜的改编，是话剧改编电影之根本。　　通过上述梳理与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话剧改编电影自21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票房和口碑上，这自然是极好的现象。《改编与中国电影》也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创作和生产中，话剧改编电影的数量还将不断增加，这不仅仅是因为二者之间的接近性和改编的方便性，也不仅仅是因为文化产业间的融合的需要所致，其中一个*直接的原因，反而是文化多样性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话剧市场的繁盛，而话剧在原创力上的“迅速回升”，以及在舞台上搬演、试验的相对易操作性，既解决了电影原创力不足，又解决了电影剧本直接转换困难等问题，因为话剧作为一种源文本，已经得到了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各方面的检阅，是一个“可信任的文本”和“可操作的文本”。此外，话剧的时效性及思想性，也是电影创作和生产所急需的，因为观众在娱乐性的同时，也常常是伴随着对思想性的渴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