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州问学丛刊“中原文献南传”论稿

　　终宋高宗时代，对王安石新政、新学的态度，在绍兴十二年（1142）前后略有变化——前紧后松，但总体上处于压抑之态。建炎初至绍兴十二年，对王安石政事学术进行全面的批驳，其中以绍兴四年八月确立“*爱元祐”纲领为顶峰。宋高宗细数王安石罪过：安石变法学商鞅，而变法造成“天下纷然” ；“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绍兴年间，力诋王安石之罪者，陈公辅、胡寅、王居正等。诚如陈公辅在绍兴六年奏疏中所言：“安石政事坏人才，学术坏人心。” 陈公辅的总结极其到位，宋高宗极其欣喜，特擢其为左司谏。不独陈公辅，胡寅也在奏疏中将王安石视作邪说的代言词，“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论，遗正论、拂公心以行其邪说，虽当时不悟，及事已败，世已陵迟，然后悔之，则无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托大有为之说” 。绍兴十二年后，伴随着和议国策的施行，朝廷对伊川学、新学表面是不偏不倚，实际上相对于前一阶段而言，态度已有明显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