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新论(2020)

　　《董学新论（2020）》：　　台湾辅仁大学陈福滨教授以“董仲舒的历史观与政治哲学”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梳理了董仲舒的“三统”“三正”“四法”“质文”的历史观，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董仲舒以仁德为政、阳德阴刑的政治哲学，认为董仲舒以儒家的“仁政”为历史变迁的*高目标，以阴阳二者相协调为历史变化的基础。　　韩国安养大学孙兴彻教授以“董仲舒的人间观”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从“性三品说”“知识论”“教化论”三方面，以“天人感应说”与政治观的联系为中心来探讨董仲舒的人间观，指出董仲舒通过强调可以进行赏罚的天意，试图建立可以惩罚*高权力者天子的牵制机制，以“春秋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理论，重新确立了人间观。　　郑济洲在《天道·圣人·经典：董仲舒“制衡君权”思想审思》一文中认为，天是董仲舒“制衡君权”思想的一个资源，这种制约的典型表述就是“君权神授”；圣，是董仲舒“制衡君权”思想的又一资源，董仲舒通过确立孔子的“素王”地位为儒家士大夫确立了一个精神领袖；《春秋》也是董仲舒“制衡君权”思想的重要资源，董仲舒试图以《春秋》为汉王朝立法。然而，在现实政治中，汉王朝的统治者采取的治道策略是“霸王道杂之”，董仲舒“制衡君权”的思想也在统治者的“选择”中“失效”。　　董卫国在《略论董子对先秦儒家仁道的创造性开展》一文中认为，孔子所开创的仁学实兼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内圣外王本为一体。董子之学是从根本上对儒家仁道思想的继承和开拓，开拓了先秦儒家仁道的外王——政治哲学——维度。董子之立论根基在天人之际，由仁理解天道之内涵，借助阴阳五行理论建构仁道的神学，以春秋大义诠释仁道的历史哲学，由天人之际的理论规范现实政治，寻找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和治理思路。　　宋冬梅在《“天人三策”与天人合一——儒学登庭的时代机遇与理论创新》一文中认为，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的应对突出了倡德政、倡任贤、倡儒术等特点，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需求；“天人关系”是董仲舒应答汉武帝策问的重要理论根据，其“天人合一”思想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升华了本体论认识，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对传统中国“大一统”社会的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延续产生了深刻影响。　　安鲁东在《董仲舒与汉代新儒学》一文中认为，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切入点，创造性地重新解释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并巧妙地通过阴阳灾异说及素王立法说等，限制皇权，矫正秦制之弊。他的这一努力，不仅解决了儒学在汉初的困境，使之成为官学，而且还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政治运作模式奠定了基础。　　陈寒鸣在《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略议》一文中认为，汉代儒宗董仲舒发挥《春秋公羊传》之义，对“大一统”思想做出系统论述，在严格意义上奠定了儒家“大一统”传统的思想理论基础。董氏的“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时至今日，民族要团结、国家要统一，早已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共识。　　王传林在《董仲舒（春秋）“大一统”与“通三统”考论》一文中认为，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通三统”是新王受命改制之具体举措，二者作为新王朝的政治策略是并行不悖的。“大一统”与“通三统”的共进与共融，在文化层面所彰显出的是“一统”与“多元”的辩证关系以及文化包容与求同存异之精神，这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与政治有序运行的关键所在。　　季桂起在《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汉代的影响》一文中认为，董仲舒为儒家的政治学说构建了由宇宙论、人性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完整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包括“天人合一”与阴阳五行的逻辑架构、“仁政”或“王道”的价值主体、“民生为本”及“善治”的功能属性、“德主刑辅”和“三纲五常”的制度化设计、“君权天授”及君民互为依存的国家构想、“大同”世界与天道公平的社会理想。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在汉代的政治运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玲在《董仲舒政治思想微探》一文中认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较成熟的政治思想形态。他的“大一统”思想、“德主刑辅”思想、“三纲五常”思想、“尊君抑君”思想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英华在《董仲舒“更化则可善治”命题探析》一文中认为，在董仲舒的“更化则可善治”命题中，“更化”是“善治”的先决条件，“善治”则是“更化”的必然结果。“更化”应遵循“奉天”“法古”“爱民”三条原则；“善治”应遵循“承天意”“明教化”“正法度”三条原则。董仲舒“更化则可善治”的思想，对于促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无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