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

《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王阳明在庐陵的时间并不很长。正德五年八月，刘瑾伏诛，王阳明的政治生涯出现了转机。同年十二月，王阳明升任南京刑部主事。翌年调至京师，任吏部主事。公事之余，常与友人、学生论学。当时，其弟子徐成之和王舆庵争论朱陆异同，王阳明致书徐成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王舆庵认为陆象山专以尊德性为主，徐成之则认为朱晦庵专以道问学为事，王阳明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根据他的观点，陆象山固然重德性，但亦未尝忽视读书；朱晦庵讲道问学，但亦并非不重德性。总之，“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以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年谱-》，《全集》，1233页）。这里既肯定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又表现出范围朱陆而进退之的思维趋向。　　居京师期间，王阳明与湛若水的交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已结识湛若水。当时阳明开始收弟子讲学，并以立志成圣为讲学宗旨，但却被时人目为标异好名，惟湛若水对此颇为赞赏，二人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相勉。后王阳明因抗疏直谏遭谪，赴谪前，湛若水曾以诗相赠，勉励他继续追求圣学：“愿言崇明德，浩浩同无涯。”（《九章赠别序》，《甘泉文集》卷二十六）自庐陵入京，王阳明与湛若水重逢，并与黄绾相识（黄绾后执弟子礼），三人遂定为至交，“订与终日共学”。在学术上，阳明与湛若水并不完全相同。湛若水为学主随处体认天理，王阳明则自龙场始，便侧重理与心的统一，但这并不妨碍二者在学问上的相互切磋。当湛若水在正德六年出使安南时，王阳明颇为之怅然，特为文相赠。文中写道：“夫惟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远。”（《年谱一》，《全集》，1234页）这既是对湛若水的厚望，也是一种自勉，而其中又蕴含着拒斥流俗（世儒之学），重建和光大圣学之意。　　正德七年（1512年），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此时阳明已多年未回越地老家，遂决定顺道回越探亲。恰好其妹婿徐爱亦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于是两人便于翌年初同舟归越。早在正德二年，王阳明赴谪之前，徐爱已执弟子礼，此次同行，又使徐爱获得了问学的机会。在舟中，王阳明着重向徐爱阐发了《大学》宗旨，内容涉及心与理、知与行、心与物等关系，从中已可看到其心学体系的某些基本思想。徐爱“闻之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复开”（《年谱一》，《全集》，1235页）。归越后，又与徐爱同游四明山，在山林之中继续心学的讨论。事后，徐爱将王阳明的论学内容记录下来，编入《传习录》卷首。　　赴南都前，王阳明先至滁州督马政。这是一个闲职，有较多的时间可以从事论学。滁州虽然地方偏僻，但风景秀丽，环境清静，是读书讲学的好去处。居京师期间，王阳明的弟子便已日增，有的虽地位在阳明之上，但闻阳明之学后，深为感佩，乃师事之，如吏部郎中方献夫。至王阳明离开京师前，受业门生已差不多有二十来人。王阳明到滁州后，门生又渐集，日遨游于山水间，在秀峰清泉中相与讨论“**等事”。有时数百人在月夜环龙潭而坐，“歌声振山谷”，其情景蔚为壮观。学生常当场提出问题，王阳明则随时加以阐释，弟子开悟之后，往往踊跃歌舞，师生间的问答显得十分生动。龙场之后，阳明曾一度让弟子静坐，以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滁州期间，王阳明虽仍提静坐，但同时强调静坐并非禁绝思虑。其弟子孟源曾就“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请教王阳明，王阳明回答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同上书，1236页）这里已注意到把静与佛家的坐禅人定区别开来，以避免由静流于虚寂。　　滁州讲学历时约半年。正德九年，王阳明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当王阳明离滁州时，门生弟子依依难舍，一直送至江边，仍不愿离去，表现了至深的师生情感。王阳明到南京后，周围很快又汇集了众多的门生。师生共聚一处，相与辨析义理，几乎每日都不间断。王阳明在滁州时已隐隐感到过分执著于静，有流于虚寂之虞，这种趋向后来在滁州游学的弟子中确实有所显露。他们立志固高，但实地工夫却较少，有时不免放言阔论，标立新奇，甚而背离阳明所教。这种现象使王阳明感到忧虑：“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人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同上书，1237页）高明一路，主要侧重悟见本体，仅仅明见本体，则很容易导向疏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