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政治之间

　　《思想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时期政治思想研究》：　　吴筠将其宇宙观和修道论相互贯通，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也以自然天道观为基础，并与其相一致。在《玄纲论》中，他从理论上论证了道德、天地、帝王的内在一致性，将君主视为道德的化身和代言人，是天、地、人的*高主宰和社会权威，他说：“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万物之父；帝王者，三才之主。然则道德、天地、帝王一也，而有古今浇淳之异，尧桀治乱之殊者，何也？夫道德无兴衰，人伦有否泰，今古无变易，情性有推移。故运将泰也，则至阳真精降而为主，贤良辅而奸邪伏矣；时将否也，则太阴纯精升而为君，奸邪弼而贤良隐矣。天地之道，阴阳之数，故有治乱之殊也。”既然“道德”乃天地万物之祖，人间的帝王是自然界“道德”的*高体现，那么，无论治国还是化育百姓，就都应以“道德”为基础，重视对道德的提倡。只有以道为心，以德为体，明其本末，才能“绝其诈根”，进而使社会之治“源浚而流长”。　　他接着又分析说：“所以古淳而今浇者，亦犹人幼愚而长慧也。婴儿未孩，则上古之含纯粹也；渐有所辩，则中古之尚仁义也；成童可学，则下古之崇礼智也。壮齿多欲，则季世之竞浮伪也。变化之理，时俗之宜，故有浇淳之异也。覆其所以，源其所由，子以习学而性移，人以随时而朴散，虽然父不可不教于子，君不可不治于人。教子在乎义方，治人在乎道德。义方失则师友不可训，道德丧则礼乐不可理。虽加以刑罚，益以鞭楚，难制于奸臣贼子矣。是以示童蒙以无诳，则保于忠信，化时俗而以纯素，则安于天和。故非执道德以抚人者，未闻其至理者也。”吴筠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可以分为上古、中古、下古、季世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在风俗上有古淳今浇之别，政治上则有古治今乱之殊。之所以会这样，不是由于“道”的问题，而是古今帝王是否以“道德”为执政大纲的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在上古时期如同人在婴儿时期一样，还不成熟，蒙昧无知，童真饱满，所以上古之时，民情风俗淳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能力，变得较为聪明起来，即进入所谓中古时期，这时人类如同人的幼儿时期，童真渐少，开始崇尚仁义。到了下古时期则如同人的儿童时期，可以接受教育时，却教之以礼智。及至人类社会的季世，恰似人的壮齿时期，人们欲望增强，社会风气也变得诈伪和轻浮，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结果。儒家教人以仁义礼智，使人变得聪明而有智慧，因而人世也就充满着阴谋和欺诈，唯有道家的虚静无为，使民少智，才能使社会风气变得敦厚淳朴，所以以道德治国化人才是真正的治理之道。　　吴筠还注重从天道方面去推究人世治乱的终极原因，探寻治国治人的理论依据，他说：“夫仁义礼智者，帝王政治之大纲也，而道家独云：遗仁义，薄礼智者，何也？道之所尚，存乎本，故至仁合天地之德，至义合天地之宜，至礼合天地之容，至智合天地之辩。皆自然所禀，非企羡可及，矫而效之，斯为伪矣！伪则万诈萌生，法不能理也，所以贵淳古而贱浇季，内道德而外仁义，先素朴而后礼智。将敦其本，以固其末，犹根深则条茂，源浚则流长。非弃仁义薄礼智也。故道丧而犹有德，德衰而犹有仁，仁亏而犹有义，义缺而犹有礼，礼坏则继之以乱，而智适足以凭陵天下矣。故礼智者，制乱之大防也；道德者，抚乱之宏纲也。然则道德为礼之本，礼智为道之末。执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难而危。故人主以道为心，以德为体，以仁义为车服，以礼智为冠冕，则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礼智而忘道德者，所为有容饰而无心灵，则虽千干夕惕而天下敝矣。”吴筠反对以仁义礼智作为治国之本，但他并没有彻底将仁义礼智弃置不顾，在道本儒末的大前提下，他看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与其所宣扬的道教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吴筠所接受和认可的只是那种先天赋予人的仁义礼智，如果是由后天人工施教而获取的仁义礼智，则为乱国之阶，是要坚决抛弃的，其根治之道就是要以道家的政治思想为本，儒家的政治思想为末，以道德为“心灵”，以仁义礼智为“容饰”，二者兼及，则“垂拱而天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