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瓦乔:在他的明暗世界中逆行与抗争

1599 年，卡拉瓦乔接到一单让他给位于圣路易德弗朗西斯的一个教堂作画，单主为红衣主教马太﹒科特雷尔（Matthieu Cointrel）的继任者。而这幅画经历的波折为人所熟知。画家开始画《圣马太的殉道》（Martyre de saint Matthieu）的**版，这幅画本要被放在教堂的右侧，好与《圣马太的召唤》（Vocation de saint Matthieu）相连贯，再回到圣马太的殉道。同时，卡拉瓦乔还在进行着塞拉西礼拜堂壁画第二版的创作，他在此期间收到了孔塔雷利请他画祭坛画《圣马太与天使》（Saint Matthieu et l’ange）的订单。这幅画被教会拒收，又被文森佐购来，*后又被展现同一主题的第二个版本的画所替代。
这些作品在使他声名大噪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超出他承接范围，或者说超出他所愿承接的订单。1606年，他的一个对手试图刺杀他，因此他逃离了罗马。在一次球类游戏时那人挑衅他，两人发生了口角。这次争端几乎置他于死地，而这次死里逃生也决定了他人生之后的走向，他在历经了4年的流亡与漂泊后于1610年在意大利南部的城市马耳他去世了。但是他在1600—1606年取得巨大的成功，他的画被许多人临摹，并且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画家。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人们在他英年早逝后对他作品的一些评价，但现在我们要讲到一个颇为著名的评价，这话来自尼古拉斯﹒普桑，他说，安德烈﹒费力比恩（André Félibien）“再也忍受不了卡拉瓦乔了，说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毁掉一切绘画”。路易﹒马林在此番颇为激烈的评论的基础上搭建出了卡拉瓦乔与普桑二者画面叙事性的对比分析，并以此为题写有专著。而这本书直到今日仍为研究两位画家重要的参考书籍之一。而洛伦佐﹒佩里科洛则在路易的书的基础上，大量阅读了其他方面的论文之后，转向了卡拉瓦乔的画中典型人物与画面叙述内容的错位感的技巧研究。卡拉瓦乔本可完全置艺术史中的种种原则于不顾，这些原则由人文主义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于1435年理论化，即，清晰易懂、富有秩序感的叙事性；有条有理、事物之间相关联的画面感；与所处空间有紧密关联的图像表达。如同我们在《圣托马斯的疑惑》以及塞拉西礼拜堂的两幅画中所看到的那样，画中对情节的构建体现着不相关性，这便要求观者自行下大功夫，将在初看时没有觉察到的各种元素拼接在一起。马车夫与圣徒保罗之间的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种视觉上的卡拉瓦乔式复杂性自有其理论作支撑。马林和佩里科洛，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指出，他的一些画作中反映出了其对当时画界的基本范式的批判，而正是于此体现出了卡拉瓦乔作品的现代性。这一点在罗伯托﹒隆吉将卡拉瓦乔与库尔贝和马奈进行比较时就已被指出。
我们已经提过了马林的一些假设。比如在《美杜莎》中，画面叙事极度简洁，其蕴含的力量又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画面中的动作和动作带来的影响“摧毁”了一切现有原则，甚至颠覆了艺术史。而在马林看来，卡拉瓦乔式的画面叙述主要体现于其同步性以及人物表达自己时的技巧性上。至于佩里科洛，他为画作构建出一种宏大的历史性、理论性的书写。而画家的一些作品的意义则让人无法确定，因为画中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关系不明确；画面中的动作缺少关联；一些姿势的重叠展现、不同画作类型同时出现，表意含糊。当我们在分析《女占卜师》中的恋人肖像时已经运用了这样的分析方式。我们在接下来的几页中将探讨佩里科洛的一些观点，而他主要研究的是卡拉瓦乔作品的叙事性。我的研究方向与他们不同，我专注于一个方向，那便是他作品叙事的错位感，这一特点是十分领先于时代并且具有自省精神的。但这并非代表这是他对自己的追求，而是他对圣典的故事叙述、情节诠释的追求，以及对其中的基本人类学命题进行逼真地还原，尤其是对如何展现与神话内容不同的宗教主题的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