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园百年书系论王元化

讲陈寅恪的书比较难，他的书比较含蓄、蕴藉，需要咀嚼，如果匆忙去读，很难得到真正的含义。一般来说，那些中国古代学术根底很深、而且有他自己独到见解的，都是这一类的书。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指出，世人对王静安的身世，往往不能理解，甚至有人把他说得很龌龊。但其实像王国维这种“志士仁人”的“憔悴忧伤”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这种悲伤不是由一种简单的、一时一事的小问题所引起的，而是一种超越了一时一事的大痛苦和大悲伤，且往往由世间之大灾难所引发，在心中郁结成难以排遣之块垒，故其“意念”必然非那些与其同时间、同地域之世人可以共喻的。所以读其书时要古今神理相接、要理解他的奇哀遗恨。而读王国维、陈寅恪的书都要用心去印证，而不是靠一些浅薄的知识可以参透的——这也是读王国维书之难的一些个人体会。 陈寅恪是史学家，又是思想家。近世以来有很深刻的思想的大家并不多。有些人以博闻强记而闻名，有些人则以观念新奇来制胜。但真正的学问倚靠的仍然是深刻的思想，陈寅恪在这方面俨然是很有建树的。就比如关于历史的看法问题。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说，吴其昌当时所撰之文字，乃出于梁启超戊戌政变之后个人情感上的一时愤激，故其言“非尽实录”。从中我们可以见出陈寅恪对于历史的一种看法：历史是不可以被一时的情感所左右的。历史的要求是真实。这于现在有些人所要求的“激情”的态度是显然不同的。 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似乎总想要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找出那么一种原则、规律或看法，使其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陈寅恪很强调“理性”，也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的理性。但他要求的这种“理性”并非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规律或看法，而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东西。然这种“理性”究竟指的是什么，陈寅恪在其书稿中并没有明确清晰的定义，需要我们慢慢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