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魔咒

前?? 言自然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容易陷入一个发展怪圈。它们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一方面，能够直接提升本国居民生活水平，或者通过将政府额外收入转化为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方式，间接造福于民，但另一方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赋税征收，因而无法为其他经济活动提供必需的服务和支持。与此同时，有关“荷兰病”的广泛研究也强调了这些经济体在发展中面临的不利影响，正是这些不利影响引发了我们所说的“自然资源诅咒”。其中一些不利影响由来已久：有的国家从自然资源开发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和不错的就业表现，但这也容易导致它们在开展新经济活动时动力不足，自然也不愿去承担相应的风险。企业从政府的公开项目中获利，这又会导致企业的寻租行为，甚至滋生腐败。另外一些不利影响与资源分配有关，不仅涉及土地、煤矿、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也与不同社会群体能在多大程度上从自然资源利润中获益息息相关。有关“荷兰病”的研究指出了一些经济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是本书探讨的重点，此外，各国在开展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多元化生产活动时将面临何种困难也是本书格外关注的部分。在商品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国内生产结构受到不利影响，许多关联问题也会随之产生。在此，我想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补充。我们可以将国内生产结构受到的不利影响称为“荷兰病”的结构性维度和周期性维度。“荷兰病”的结构性维度可以这样解释。一些经济体虽然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获得了高额利润，但这也破坏了它们投资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其他贸易领域的积极性，然而恰恰是这些没能获得充分投资的贸易领域才能继续为国家带来中高水平甚至高水平的收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尤其体现在国家的去工业化和工业化水平不足上，其普遍表现为非自然资源类贸易领域发展不足。这是结构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会因商品价格暴涨而不断加重。这一点，在本书所关注的海湾国家等高收入油气富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问题与近年来在有关发展问题的讨论中引起相当重视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联系紧密。从这本书涉及的案例来看，这一现象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为“资源富足型高等收入陷阱”，其问题在于，这些经济体虽然收入不低，但却无力发展那些高科技贸易部门，因此无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实现更高等水平的发展。需要补充的是，那些后期陆续加入多元化发展阵营的国家，它们在参与任何经济活动时所遇到的任何挑战都会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想要通过开展新经济活动以实现生产结构多样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技术学习的准入成本以及与其他公司争夺市场份额的迫切需要，这些都很可能会牺牲掉原本的利润率。规模小也是个问题。从国际标准来看，当经济活动呈现出规模效益，或者在进行补充活动时呈现出外部经济特点时，大多数海合会成员国规模小的问题就很突出了，这一点在制造业中尤为明显。对于资源富足型经济体来说，应对这种结构性挑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说上层引导是任何多元化战略推行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要素，而且还应该集中精力发展成熟的商品贸易，以实现高收入水平的生产力增长。这涉及一系列政策手段，引用这本书的部分结论就是“实行出口补贴和对非贸易企业的税收补贴政策，通过风险投资基金、开发银行与出口促进机构获得融资和商业支持的相关服务，以及创建经济特区、产业集群、研发中心和初创孵化器”。这部分内容不仅囊括了本书作者的智慧，而且广泛参考了关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业政策的文献，总结得十分全面。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话来说，利用商品部门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同时开展全新的经济活动，这对深入进行多元化发展，或者对这本书提到的纵向和横向多元化发展至关重要。技能和人力资本也必不可少，正如书中的部分章节指出的那样，这些都可以通过经济多元化发展来逐步增强，这实际上是成功开展替代性经济活动所需要进行的广泛学习的一部分。再来说说“荷兰病”的周期性维度。周期性维度与商品价格周期管理有关，尤其是那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周期，比如 20 世纪70 年代引发油价暴涨的两次石油危机，还有 20 世纪 80 年代的非石油类商品价格暴跌以及自 1986 年起持续了将近 20 年的油价崩溃等。新一轮的商品繁荣始于 2003—2004 年，在持续了将近 10年后迅速终结。实际上，无论哪种周期都表现出一个主要特征，即在经历强劲的价格上涨之后，往往会迎来更严重的崩盘。进行周期管理需要推行非常规的反周期政策，以避免总需求在繁荣期间过度膨胀，导致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造成实际汇率升值，给非资源类可贸易商品的进出口竞争带来不利影响。如果这类影响很大，活跃在这些贸易活动中的企业可能会在商品繁荣期间面临破产，这也会对结构多样化和生产力产生持久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后者与生产经验（即学习）有关。此外，除非有专项政策推进生产活动多元化，否则在商品繁荣期间，各国很难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学习，积累生产经验。这就意味着，在商品繁荣时期进行周期管理，首先要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增加储蓄，并将其留在国外。这正是自然资源富足型国家在创建主权财富基金和积累外汇储备等方面学到的经验。然而，就海湾国家而言，在其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的繁荣时期，光有这些反周期储蓄是不够的，而且这本书的编者所提到的“超级大萧条”*终还是发生了。事实上，人均消费水平在繁荣期过后下降了约 20％，直到 2010 年左右才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正如前文提到的，除了储蓄之外，这些国家还必须制定明确的政策，利用自然资源产生的财富开展新的经济活动，否则一旦商品价格崩溃，国家就不得不面临增长乏力的局面。当商品价格疲软时，努力开展新经济活动是必要的，但在危机蔓延和可利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这可能不是开展新经济活动的*佳时机。这本书关注的海湾经济体就在之前提到的“超级大萧条”中经历过严峻挑战，而且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当时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相比有了明显下降，直到*近的一次商品繁荣时期才勉强赶上来。而且这些经济体在多元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收效甚微。从书中对其他地区案例的分析可知，实际情况要更加严重。这本书介绍了以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成功案例，其中，马来西亚商品丰富，而新加坡又是一个小型经济体，这两国的情况与海湾国家更相似。第六章介绍了拉丁美洲的经验。由于拉美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过早地去工业化”，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市场改革期间（有些国家是从 20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因此该地区的发展经验大多不太成功，但也有成功案例，比如第九章介绍的巴西国家开发银行在政策规划设计方面取得的不错进展。随着 2004—2013 年商品价格超级周期结束，商品依赖型经济体正面临巨大挑战。但我为这本书的众多编辑和作者感到高兴。在危机之下，制定新的政策框架同推进政策实施一样有难度，因而他们对这些经济问题所做的分析研究比以往更加重要。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前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联合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哥伦比亚财政部和农业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