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章 抗争与民主 跟20世纪的报纸不同，1871年3月30日的《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页全部刊登分类广告、官方声明和市场报道。但是，到了第4页，就像往常一样，刊登即日的政治事务：对于“巴黎选举的结果”，《里兹信使报》的编辑声称： 赋予公社这样一种权威，它是随着非法地宽恕了一场造反而篡夺来的。然而，很简单，这种篡夺而来的权威，建立在少数人投票的基础之上。多数人都弃权，这样就似是而非地批准公社去做一些他们没有勇气去抗议或反对的事情。胜利是，并且常常是，凭恬不知耻地以自由的名义来实施权力而夺取的。这一刻，无秩序的、无政府的、革命的和暴政的党派胜利了，自由、平等和友爱挂在他们嘴边，他们靠恐怖统治维持一时，但是对于另一代来说，法兰西共和主义将又一次沦为他们口中的笑柄。 《里兹信使报》的编辑将三个通常被19—20世纪的评论家，特别是英法的反革命家挂在嘴边的话题结合在了一起：当前斗争与1789年革命的比较；革命与恐怖的联系；如果发生一场革命，那它万万不可能代表多数意志。 在以同样腔调说了一大通之后，这位编辑发表了一种严厉而极端可怕的判断：眼下，公社并无合法权威。它不过是一个革命实体，政府的权威并没有被推翻，夺权不可能在不危及国家的合法政府的情况下得到承认。这里有(或许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巴黎市政当局进行一场改革。其实，改革的必要性已经被承认，除非公社的暴力强奸民意，这场改革现在就可以迅速到来；但是，万万不可让给巴黎自治并独立于国民政府的权利。这种要求是无理取闹。有太多理由担心，它图谋让财产成为祸害而不是福祉，将税收负担强加给富人，以国家为代价给穷人提供工作。只要这些理论还停留于理论，法国可以一笑置之。它们不过是空想家的幻梦而已。不幸的是，这些空想家在巴黎当权，并且极有可能要去实现他们的梦想，不惜一切代价，盲目地追求他们的目标。 这位编辑用一个预言来结尾：公社将留下一笔遗产，那就是“无人可以幸免的苦难和悲伤，受苦的正是穷人”(Leeds Mercury, 30 March 1871：4—5)。这样，依《里兹信使报》所言，法国人民又一次显示了他们的革命冒险主义倾向。暴力的胜利，在一名自以为是的英国人眼中，唯一能带来的，就是理性和民主秩序的长期失败。 到底发生了什么？1848年，法国革命者用共和国取代了他们的君主制，为失业大众提供了工作，极大地扩展了工人的权利，包括近乎普遍的成年人选举权。1851年底，选举产生的总统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过去那位拿破仑皇帝的侄子)发动一场政变，将共和国扫地出门，在随后几年创造了他自己的帝国。路易·波拿巴政变，伴随着日益动荡的统治，启动了18年的城市化、工业化、政治巩固(political　consolidation)，*后是统治局面越来越动荡的自由化。与普鲁士的战争导致了它的垮台。1870年9月1日，法国司令官麦克马洪将军投降，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活捉拿破仑三世。三天之后，一场相对和平的革命结束了帝国，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国民自卫政府。但是，普鲁士军队乘胜追击他们的法国敌人。1月5日，普鲁士开始对巴黎进行重重包围。德国大炮轰击这座城市达三个星期。 9000人的国民自卫队和常规军在勉强上阵的特罗胥将军（General Trochu）的带领下突围失败，在1月19日退至凡尔赛。1月28日，法国国防政府当局签署停战协定，将巴黎要塞交给德军。但是，巴黎市民在政治俱乐部中进行动员，并由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穿针引线，开始组织城市抵抗和自治。在巴黎和其他地区，激进派鼓动发起对普鲁士的战争，还要求建立一个更分权和民主的政府形式。一个由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领导的，以波尔多（Bordeaux）为基地的新国防政体，削减了国民自卫队的军饷。它还通过了一些徒劳无益的措施，呼吁巴黎市民恢复交租和其他常规义务。 为了破坏巴黎市民的反抗，梯也尔下令他的军队收缴国民自卫队的大炮。军队企图在3月18日黎明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定此事，不料把巴黎市民都唤到了街上，导致两名将军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被杀，引爆了《里兹信使报》不久后所说的另一次革命。危急之际，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占领了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市政府。在一场全市范围的选举（星期日，3月26日）之后，革命领袖掌握了政权，3月28日宣布巴黎为一个自治公社。直至两个月后政府军攻入城市，逐条街道地收复失地，公社都是通过一个建立在革命委员会基础上的结构来统治的，以邻里为基础的国民自卫队则得到遍地开花的民众团体（popular　associations）的支持（Gaillard, 1971；Gould, 1995；Greenberg, 1971；Gullickson, 1996；Johnson, 1996；Lafargue, 1997；Lissagaray, 1969；Rougerie, 1964）。 公社声明几乎过去整整一年之后，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厅发表讲话，比较了1832年和1867年的英国改革法案： 格雷勋爵为1832年议案呕心沥血，这无疑是一项政治家式的议案，在某个时候，它似乎是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通过这项议案，他加强了贵族的合法性影响，并且迎合中产阶级伟大而有益的公民权(franchises)；但是他不仅没有在宪法中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权留下余地，而且还彻底废除了那些工人阶级自古以来所独有的古老公民权。先生们，这是宪章运动的起源，也是我们国家大约35年来存在的与选举有关的动荡的来源。(Times, 4 April 18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