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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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振东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类榜单：历史

分类：历史 > 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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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532597826
装帧：一般胶版纸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21cm
页数：3册(12,1718
出版时间：2020-10-01
条形码：9787532597826 ; 978-7-5325-9782-6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者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取代文言，古代散文走完了它的历史行程。但作为中国文学*基本的文体形式之一，它绵延了近三千年之久，这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是独一无二的。自先秦以来，经一代又一代的层层累积，古代散文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矿藏与宝库，其作家之众多，体裁样式之丰富，内容意蕴之深厚，艺术成就之高超，语言文字之精美，无不令人叹服倾倒。它虽然已成为历史遗产，然而是中国作家提高审美体验与审美表现水平，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现代文学开辟期的名家巨匠，包括那些攻击旧文学的先驱，莫不曾受其哺乳与滋养。除那些偏重审美性的散文名家，鲁迅的杂感，实际上继承发展了其审美与实用相统一的特质，毛泽东的某些政论，亦透露出受古代名家名作影响的痕迹。而当代自命为“大师”，或被套上“大师”光环的闻人，有谁又写出过堪与贾谊、司马迁、韩、柳、欧、苏相嫓美，让人百嚼而不厌的篇章？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崇古非今，而在于套用一句俗话：只有站在巨人的臂膀上，才能达到超越巨人的高度。至于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则将视之为学文及获得审美愉悦、审美享受的永远生机不息的园田。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 为实用求审判时期 —— 先秦两汉的散文 ; 自觉追求形式美的时期 —— 魏晋南北朝的散文 ; 实用与审美并重的时期 (上) —— 隋唐五代的散文等。

节选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新编》：公元581年隋立国，589年灭陈，结束南北对立，统一全国，开辟了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中间经唐、五代、宋（辽、金），至1279年元灭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大的历史时期内，古代散文的发展有着基本共同的特征，就是实用与审美并重。据此，我们把它归纳为古代散文发展的第三个大的阶段。因为这一时段太长，故分上、下两部分论述，上部分讲隋、唐、五代，下部分讲宋、辽、金。在上一阶段，自觉追求形式美的基本趋向，虽由各种综合因素造成，实乃古代散文整体演进中，审美因素强化发展必经的历程。比起早期的“为实用而求审美”，是进展，不是退步。但在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致之后，就暴露出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的致命弱点或日弊病。其一，它虽因受实用性制约，不得不把审美追求集中于形式和语言，而其结果，却导致各类题材内容几乎都采取单一的语言形式，这就限制了文章的自由发挥，影响到文章的实用功能。尤其到后来，因审美意识的强化，出现了将审美追求与实用功能相疏离的倾向。其二，与此直接相关，由于偏重于形式美，使文章的写作，逐渐流于只考究外在的华丽精美，而忽视内容的深厚、充实及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反映和关注，从而造成了作品之精神美、质实美的缺失．不但削弱了它的社会功用，也减低了它整体的审美价值。这两方面问题的暴露，就要求散文的发展，必须有进一步的革新。革新的方向，就是实用和审美的统一和并重。说本阶段是散文写作实用和审美并重的时期，并不意味着散文中的审美因素有所减弱，而是指其审美性有了更深入的发展，作者对之有了更全面的追求，做到了形式美与内在美的高度统一；也不意味着实用性有了质的变化，而是指实用性与审美性达至了更加完美的统一。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公认，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出现了空前兴盛繁荣，不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超越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个高潮，显示了古代散文创作的完美成熟，筑造了后代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峰。正像散文创作集中于追求形式美是由多种内在和外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转变为实用与审美并重，也是由社会发展中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先来回顾在上半时段（即隋、唐、五代）有关方面的基本情况。一、与上阶段相比历史背景有了很大不同。自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后，经过炀帝时的一度动乱，至唐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重又形成，皇权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又得以确立。到了贞观年间，内乱既平，外患亦息，加上李世民算是一代英主，能够虚心纳谏，得房、杜、魏等良相贤臣之助，维持了二十多年的太平之治，国势达到了空前的强盛。中间虽有武则天称制改周的波动，但至唐玄宗的前期，仍延续着兴盛局面，情势颇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似。但由于君主集权的专制制度系国家兴衰于帝王一人的痼疾，至玄宗后期，因其荒淫腐败而引起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至此由盛转衰。此后，内有宦官乱政，外有藩镇割据，国势日弱，终于导致唐王朝的覆亡，使国家陷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二、思想文化上，呈现了以儒家思想体系为主导的不同观念形态的汇总与整合。与全国性的集权专制相适应，必然要求思想文化上的集中与统一。但自魏晋以来，儒学独尊的地位被打破，社会思潮朝着多元化发展，而且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化上又带来一些新的元素。这样，就使社会思想长时期处于芜杂交错状态。面对这种态势，隋唐两代的开国者就有着一项艰巨任务：对前此的社会思想进行汇总与整合，并在整合中再度确立一个主导性的统治思想。在此前的思想遗产中，与带宗法性的皇权集权专制相适应的思想体系，非儒家莫属。而且，从魏晋至南北朝各代，形式上依然保持着对儒学礼乐教化的遵从。于是从隋文帝起就开始了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努力，下了一系列“劝学行礼”的诏书（参见《全隋文》卷一、卷二）；唐高祖李渊于立国后不久，也提出“兴化儒学”的号召（参见《令国子学立周公孑L子庙诏>），表明了“效本息末，崇尚儒宗”的态度（参见《全唐文·赐学官胄子诏》卷三）。至于唐太宗李世民，据史书载，在其尚为秦王时，就“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以“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参见《旧唐书·本纪二·太宗上》）；及登基后，下《封孔德纶为褒圣侯诏》（参见《全唐文》卷四）、《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参见《全唐文》卷七），皆意在崇儒。他在《遗萧德言书》中曾谓：“自隋季板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涂，诗书填坑井，眷言坟典，每用伤怀。顷年已来，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参见《全唐文》卷十）明确叙及了自己的态度。他的指导思想与观念，不只表现在表面的言论上，更多地体现于其施政措施和行为中，例如他非常重视和接受魏徵的谏言，而魏徵*具代表性的《论时政疏》《论治道疏》等（参见《全唐文》卷一三九）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建议，所依据和表达的都是传统儒家基本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他所信用的房玄龄、杜如晦等名臣，也表现了同样的倾向。这与魏晋南北朝的其他帝王有巨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