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丛书君子与顽童:大学教师的职业伦理(25周年纪念版)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本书有一个很有煽动性的标题《不劳而获：一位大学教授不可告人的秘密》。作者的名字是“X教授”，但我后来才知道他是西部某所国立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他对大学教师的怀疑在这个直言不讳的评论中得到了体现：“在我认识的教授里，只有很少几个我能放心让他们照看花生摊，更不用说成为智慧和西方文明的守护者了。”[ 1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简要介绍一位我曾经比较熟悉的教授。我不会提他的名字，但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他习惯性地取消自己的课，而在那些他好不容易出现的日子里，他也经常上课迟到，而且一般毫无准备。他的课没有任何考试，所以他不需要改什么卷子。他的每门课都只会留一篇期末论文作为作业，然后只是草草地读一读。如果喜欢他看的那几页，他就给这篇论文A。如果不喜欢，他就给B。没有提交论文的学生得到C。这个评分系统避免了大多数抱怨，尽管得到B 的学生偶尔会抗议为什么没得A。他总是慷慨地同意按照学生的要求修改成绩，从而完美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他几周才看一次信，因此会错过一个接一个的截止日期。他从不参加任何全校教师会议。他确实参与了全系大会，但是每当要进行重要的投票时，他就设法离开会议室。当他被要求完成一项行政任务时，他的策略就是干脆不出现在学校，把事情推给系里的秘书。 这人当然是不道德的。他拥有“教授”的荣誉称号，但系统性地滥用了教授的职责。他应该被视为与腐败的高管以及不负责任的法官一样的人。就像在商界和法院一样，大学里也有玩忽职守的人。 我并不想暗示大多数教师都是不称职或不道德的。为了强调这一点，我现在介绍一位三十多岁的教授，在不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已经成就了非凡的发表纪录，并且正在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不仅出现在他所有的课上，还为那些可能在学业上遇到困难的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他为每节课做精心的准备，以至于他的讲稿实际上是可以发表的。他认真地设计考试内容并且进行严格的评分。他几乎每天都腾出时间给学生，并鼓励他们拿考试卷子和学期论文来讨论。他还乐意读系里同事给他的文章，并会给他们非常详细的评论。他出席所有的教师会议并有理有据地发表意见。他曾在学校的课程委员会任职，在重新制定本科毕业要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几乎单枪匹马地修正了他所在学校处理学术不端问题的方式。他在所有系内事务中都扮演着同样积极的角色。 让我强调一点，这个人的敬业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系里，还有好几个人同样专注于他们的学生、专业和学校。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期间，那里有着众多著名的学者和敬业的教师，例如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唐纳德·弗瑞姆（Donald Frame）、查尔斯·弗兰克（Charles Frankel）、彼得·盖伊（Peter Gay）、摩西·哈达（Moses Hadas）、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波利卡普·库施（Polykarp Kusch）、欧力斯特· 内格尔（Ernest Nagel）、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用X 教授的话说，这个受人尊敬的团体完全可以作为“智慧和文明的守护者”。 教师有可能是无聊或懒惰的，甚至是愚蠢或不道德的。他们也可能是聪明和勤奋的，充满智慧甚至像圣人一样。有些人就像刻板印象中那样大大咧咧的，但其他人则可能是非常敏锐的。有些人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功，所以躲进了学术界。然而，另一些人本可以成为杰出的医生、律师或者商人，但却主动选择了教师的职业。 这种选择不见得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它很可能是基于在教学和学习中找到的快乐，以及大学教师的工作所特有的独立性。毕竟，除了大学之外，很少有其他机构允许其成员拥有类似教师在工作上的自由。获得长聘的终身教授们通常会制定自己的时间表。他们实际上可以决定他们想要教什么、什么时候教和怎么教。他们可以决定办公时间，按照自己的意愿参加教师会议，并按自己的意愿接受各种委员会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