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柏拉图德伦理学

**章 柏拉图、苏格拉底与对话 1. 预备性的讨论 本书的目的在于阐述和审视柏拉图的道德哲学。说到“柏拉图的道德哲学”，我是指两件事：**，柏拉图对“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规范性问题的回答；第二，他对“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认识论问题做出的回答。柏拉图对规范性问题的回答立足于他对美德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由于他有关美德的观点依赖于他对理性、欲求和动机的认识，因而，对于规范性问题的讨论将会把我们引向他的道德心理学。他对认识论问题的回答则依赖于对知识、信念与探究的论述。既然柏拉图相信，只有当理念存在并为知识提供基础的时候，知识才是可能的，那么他对认识论问题的回答就要求对关于理念的形而上学问题首先做出回答，因此我们也就必须试着去理解他有关理念的观点。 柏拉图全集中的每一篇对话都有助于我们在这个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柏拉图道德哲学的上述不同方面。在决定本书的讨论内容时，关注的是在我看来对于回答这两个问题具有核心意义的议题。这种关注决定了我追问不同的阐释问题的范围。比如说，我没有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任何详尽论述；我所专注的是其观点中那些看起来与道德哲学关系*紧密的方面。再者，他的很多伦理观点都与他对快乐、道德责任、政治、社会与宗教的观点密切相关；但是我并没有探究所有这些关联，因为我相信，他在道德哲学中的核心观点可以独立于上述方面而得到理解，尽管要对他关于道德的观点加以完整论述，毫无疑问应当包括以上方面。 出于类似的原因，本书将焦点放在柏拉图的早期和中期对话—尤其是《高尔吉亚》和《理想国》。我相信柏拉图在这些对话中提出了其道德哲学中*核心也*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我相信这些核心要素在后来的对话中大都没有改变，这也是我没有充分审视后期对话的原因。我对《政治家》、《斐莱布》以及《礼法》的讨论是经过高度甄选的，我也不会假装要对这些对话影响伦理主题的多种方式提出看法；相反，我已经描述了柏拉图后期关于某些主要伦理话题的思考，这些话题在《理想国》中得到了讨论。 即使在那些我更为详细地加以考察的对话中，由于篇幅所限，我也只能对其中某些问题讨论得更充分一些。关于那些对主要论证来说比较重要的观点，我都详细讨论了相关段落，并就有关阐释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论述。在其他问题上我则宁肯武断，只对争论的要点简单地予以提及，而不再详细说明我采取某个观点的理由。 我已将主要论证呈现为某种论述，以此说明柏拉图的道德哲学从其苏格拉底式开端到它在《理想国》中*充分的阐述之间的发展过程。我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我相信从历史层面上说这是准确的（本章会提到其中的原因，稍后再做详细解释）。但是我相信，就算这种方式在历史层面上不够准确，它依然是一种较好的、呈现柏拉图理论的方式；如果从我称为“苏格拉底式”立场入手并看到它引起的困难，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柏拉图本人观点的要点和旨趣。“苏格拉底式”立场界定了关于道德和道德知识的重要问题，而柏拉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足够成功，并以此对我们理解道德做出了重大且深远的贡献。 2.?理解对话的进路 对柏拉图做出任何论述必须首先立足于柏拉图对话。如果我们要用这些对话作为柏拉图观点的证据，我们就必须决定（至少以一种预备性的方式）应当如何阅读它们。 首先，我们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来阅读对话？既然缺少足够的外部证据来断定这些作品确切的或相对的写作年代，我们就必须转向语言、风格和文学形式等方面所能找到的一切证据。 其次，我们是否应该将它们看作柏拉图观点的表达？由于这些对话所记述的交谈常发生在持有相反观点的对话者之间，因此我们不应假定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柏拉图的观点。那么我们有没有好的理由来假定，柏拉图的观点与某篇对话中的某个谈话者的观点一致呢？ 关于柏拉图及其对话中的人物问题就产生了关于“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特殊问题。“苏格拉底”也是我们通过其他文献来源而得知的历史人物的名字。柏拉图的对话人物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二者与柏拉图本人的观点之间各自具有什么关系？ 如果对这些问题尚无预备性的回答，我们就无法对柏拉图的对话展开阐释。对上述问题更为深思熟虑的回答，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对于对话内容所做的阐释。比如说，如果在不同的对话中（甚至是那些写作年代相近的对话），对话人物苏格拉底对基本问题的观点变化很大，那么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由，以否认这些对话是要表达柏拉图固有的观点。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对对话的写作顺序和人物提出某种初步可行的论述，不过还必须根据我们对于对话所做的阐释不断加以修订。 要在这些方面做出决定，就要求我们对历史、文学和哲学问题做出复杂且广泛的讨论。我不会在此展开充分讨论，而只是提供一个简短的说明，它势必是表面化的、武断的。我只想澄清自己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所采取的主张。如果读者不同意我对这些与对话有关的问题的看法，他们或许依然会觉得我对其中伦理主张的论述值得考虑；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必须按照我在后面所建议的方式来修改我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所做的论述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份论述。他在有关哲学发展的历史和批判中包括了对柏拉图及其前人与同辈的介绍，在自己的讨论中也经常提起或论及柏拉图，对之既有赞同，亦有反对。不仅如此，柏拉图在世的*后二十年里，亚里士多德也是柏拉图学园中的一员。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并不是绝对可靠，读者总是能找到理由来挑战他对前人的阐释。不过他是从一个我们无法企及的位置去了解柏拉图的意图；而且他的观点值得认真对待，除非我们找到某个明确的理由加以拒绝。 亚里士多德有证据表明，柏拉图的观点不限于其对话作品。他提到过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与口头评述。他也提到过柏拉图早期与克拉底鲁之间的联系，对此柏拉图对话中从未提及，阅读《克拉底鲁》或其他对话也无法推断出这一点。既然亚里士多德有条件去比较对话和其他关于柏拉图的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应该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事实，即亚里士多德解读对话的进路是坚定的学说式的：他经常将对话看作柏拉图观点的证据，还常常把某些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观点归诸柏拉图本人，而不觉得有必要对此加以解释或辩护。 在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提到了《斐多》和“《斐多》中的苏格拉底”。在提到柏拉图名字的地方，他其实是在暗示《斐德若》、《泰阿泰德》、《智者》以及《斐莱布》中的某些段落。他在考虑一个当时已经引起争论的问题：柏拉图在《蒂迈欧》中对创世的论述究竟指的是什么。在批判柏拉图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对比了《蒂迈欧》和未成文学说中的观点，而没有或多或少严肃地指出应该把哪一个观点看成是对柏拉图观点的说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对《理想国》和《礼法》的批判提供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例子，说明他把柏拉图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看成是一样的。在说到《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之后，亚里士多德接着声称《礼法》是另一部“苏格拉底对话”，即使苏格拉底并不是《礼法》中的发言者。然后，他继续把《礼法》与《理想国》都看成是柏拉图观点的证据。 一旦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这些章节中多数都是在批评柏拉图，那么他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观点归诸柏拉图就尤为引人注意。假使亚里士多德*初的听众（柏拉图在世时或者在他去世后的至多二十五年之内）相信，柏拉图自己并不接受归之于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观点，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进路就不但完全不公正，而且还荒谬地自我挫败；那样的话，柏拉图的捍卫者只需要提醒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并不是要代表柏拉图的观点就可以了。如果当时人们对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否表达了柏拉图本人的观点有争议，那么亚里士多德引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作为批评柏拉图的靶子却不做任何进一步评论，这就是不明智的。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必要为他的假设辩护，也没有人（就我们所知没有）想要质疑他的假设，这个事实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柏拉图的同代人和继承者都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观点看作柏拉图本人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以及（很明显地）他的同代人所持有的这种学说式进路并不是研究柏拉图对话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我们或许相信，柏拉图的对话本来是探索性的作品，它们阐明并审视了某些在柏拉图看来值得讨论但是不一定赞同的观点。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疑难式”进路，就不会坚持认为，不同对话中的主要发言者必定前后一致，也不会认为必须按照对于某一个人的思想而言合理的路线加以发展；而“苏格拉底”（等人物）可能只是传声筒，表达了柏拉图在不同时期选择讨论的观点。再者，我们或许认为柏拉图是根据某些他没有在作品中加以表现的观点写作了这些对话。根据这种“秘传式”阐释进路，这些未经表达的观点既为柏拉图评价他所讨论的观点提供了背景，也为我们能够评价的那些归诸苏格拉底的观点提供了背景。 这些进路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式进路针锋相对，后者认为对话中的主要言说者（包括剧中人苏格拉底）都是在表达柏拉图的观点。审读这些对话可能会令我们确信亚里士多德是错的；我们可能会发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观点是如此缺乏内在的连贯性或详尽的阐述，因此*不可能是柏拉图本人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尝试以另外的进路去理解对话。但是，除非我们已经表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脚，否则它依然有条件充当我们的假设。 学说式进路可以容纳其他进路的某些方面。或许柏拉图有时也会感到真正的困惑，想要仅仅为了某种立场本身对之加以探究，而不必做出*终的决断；就此而言，疑难式进路强调了一种重要的可能性。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理由假定，柏拉图在某一部特定的对话中受到一些观点的影响，而他在对话中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些观点；在这个经过严格限定的意义上，“秘传式”进路或许也包含了一点真理。 不过，如果一开始就从上述三种进路中选择一个作为主要方法，这就会影响我们关于对话的观点；而且既然这些进路彼此不相容，那我们就必须有所选择。我们有理由跟从亚里士多德并尝试采取学说式进路，看看我们沿此方向究竟能走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