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译丛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插图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结果证明，斯大林的指示对于毛泽东的命运产生了好坏参半的影响，尽管它们*终还是有利于毛泽东的。据王明所言，斯大林鉴于毛泽东此时的地位，认为他应该被确立为中共*高领导人；但斯大林好像也敦促党内接受过苏联教育的领导人（即留苏学生）帮助毛泽东改掉“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病，克服“缺乏国际主义观点”的不足，转变“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对于这种指责不可能心悦诚服，因为他此前刚刚作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讲，正努力提升自己作为理论家的名望。　　然而，其他的指示都有利于毛泽东。其中一条指示的大意是张闻天不适合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从1935年1月起，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张闻天显然受到了莫斯科的猜忌，因为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曾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张闻天绝不准备让位于人，而留苏学生的团结也开始消逝，因为王明为了自己得到总书记的位置而挑拨张闻天、博古互相争斗。毛泽东的势力则因为斯大林的另一条指示而进一步增强，这条指示建议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中共应尽可能自立，并不再受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限制。尽管斯大林轻视毛泽东的理论才能，但莫斯科指示的整体影响还是加强了毛泽东的地位。他已被确认为党的*高领导人，留苏学生的团结被打破，而党走向独立的运动也为斯大林这样的权威所认可。　　斯大林三点指示的全部内涵不可能一夜之间显现，当然，王明也根本不会将权力让与毛泽东。王明回国后不久，政治局召开长会听取他的报告，莫斯科（和他自己）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建立紧密的统一战线方面更快取得进展。毛泽东当时好像一言未发，但在11月重要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向王明及其支持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指责王明一伙人已成为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与国民党的合作过于热情。毛泽东声称中共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为王明那种合作极易导致党内的颠覆活动。此处，我们并不关心争论的细节，一项*新的研究已做出总结：与毛泽东支持的路线相比，王明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是‘妥协主义，的政策，并且着眼于莫斯科外交政策的需要”。　　两人的斗争在12月再度燃起，这时政治局为检讨党的总路线又召开了一次正式会议。据张国焘所言，王明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提出一份政治局成员的新名单，这份名单完全出自王明一人之手，其中张闻天被降到第七位。毛泽东对王明预先未与他商议此事十分恼火，但在王明保证他无意“谋取帅印”之后，毛泽东又赞同了王明的提议。王明的策略成功地将毛泽东置于防御的地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王明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甚至连朱德、周恩来等人也都支持他对待国民党的“调和主义”政策。王明返回中国确实对“中共暂时的右转”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反过来又增强了王明及留苏学生在领导层中的地位。　　12月13日的政治局决议进一步增强了王明的势力，这份决议宣布将在“不久可能的时间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的大会将成为重组党的领导层，尤其是撤销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的领导集团的合适平台。毛泽东此时极易受到攻击，因为遵义会议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局委员（包括张国焘和王明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就仓促地安排了工作，会议是在这些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更不用说未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似乎注定要引起毛主义者和留苏学生的“一决雌雄”。“中心任务”将是决定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佳方式。此外，大会还将对自1928年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做出“基本总结”。班国瑞（Gregor Benton）在其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中总结道：王明返回延安后，他“对毛泽东的政治猛攻和他在党内的傲慢行为，都意味着又增添了一位争夺领导权的不容置疑的人物”。显然，尽快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有利于王明，不利于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可能还难以承受王明及留苏学生全力以赴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