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大慧宗杲思想研究

　　《大慧宗杲思想研究》：第二节 宗果所生活时代的佛教状况两宋之际的佛教发展，既离不开唐以来的佛学特别是禅宗的思想滋养，也离不开宋初所确立的对佛教保护与限制并存的宗教政策。从思想滋养来说，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自传入汉地起，在译介佛教经籍、传播佛学义理的同时，还需寻求与本土传统的儒、道为主流的思想学说之间的可能性对话，使得佛学在传承本有教理的同时，实现落地化和本土化的创新和传承。如早期佛经的翻译，就是以中土传统思想中的固有概念来格义佛学的概念，以帮助士大夫理解和接受佛学。亦如众所周知成熟于唐代的禅宗，特别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坛经》，则无可争议地造就了中土佛教的典型。此后的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佛教特别是禅宗虽偶遭法难，但却在思想义理上得到了丰富发展。因此，了解两宋之际佛教概况的首要，便是理解北宋时期的禅宗发展状况。就宗教政策而言，佛教在中土的传承和弘扬，因其强调出世的精神，故其得以流布的前提是必须处理好与以皇权为代表的统治权之间的关系。恰如东晋名僧道安所指出的，佛教的传承弘扬如“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自晚唐会昌法难后，再逢五代乱世，周世宗又颁行废佛令，加之以韩愈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对佛教的批评，到宋初时，佛教在社会思想领域内的尊崇地位已摇摇欲坠。在此背景下，宋太祖开国时就以废除“废佛令”的方式，对佛教进行有限度的保护，如普度僧童八千，禁止“毁铜佛像”，供奉佛像，特别是对诽佛的进士李蔼施以“黥杖”和发配沙门岛之刑罚，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佛教。同时，太祖也对一些已经废弃的寺院明令“勿复置”，对灌顶道场等佛事活动也加以限制，从侧面限制着佛教的发展。而宋太祖对佛教这一“保护”与“限制”并行的基本方法，也为后世的赵宋君主所继承。北宋时期，在太祖佛教政策成法的支持之下，佛教的译经、刻经事业得到充足的发展，如**部汉文木版的《大藏经》，就是宋太祖在开宝四年（971）命人在益州开雕的；以《景德传灯录》等为代表的佛教著述也受到了皇帝的特别关注；特别是宋太宗、宋真宗认为佛教的发展对朝廷的统治是有所裨益的，宋太宗“素崇尚释教”，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又亲自作《新译三藏圣教序》；宋真宗也认为佛教“有助于世教”，并作《崇释论》。同时，赵宋朝廷对诸多高僧大德御赐紫衣、方袍、师号等，并将其中一些寺庙列入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刘长东指出：“宋政权对教内荣誉价值观的改造也超过前代。”尽管如此，宋代以儒治国的基本策略，和思想界延续晚唐以来的“排佛”思潮，促成儒学之复兴，这也导致了两宋以范仲淹、二程子等为代表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对佛教的出世间性进行强烈批判。因此，迨至两宋之交，佛教尤其是禅宗在朝廷有限度的支持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同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和来自儒道的批评。针对朝廷关于佛教的政策和态度，在困苦之际荣登帝位的高宗皇帝一针见血地指出：“朕观昔人有恶释者，欲废毁其教，欲灭其徒；有善释氏，即崇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因此，在朝廷的限制中逐步发展，成为两宋之交佛教发展的基本大环境之一部分。随着宋代儒学的复兴，对佛教的批评也一浪高过一浪。在儒家士大夫对佛教的批评中，一般都将佛、道并举，更有甚者将不同于自己的儒学思想也评介为杂糅佛老之道的不纯之学。如二程在评价荆公新学时，也多以空谈义理、杂以佛老之术为理论支撑。在宋代的欧阳修、二程子等儒学信奉者的眼中，佛教的*大问题是造成世俗政治统治结构的崩坏和礼仪秩序的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