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全集》第一卷

　　本书：商业的发展，是把治安与交通作为它的外在条件，把交换媒介的确定，交换对象的增殖，作为它的内在条件。每一个新王朝的统一的局面，和由它在统一局面下必然要做到的休养生息，“田野辟，道路治”，以及凡百改善民生的庶政，其主旨虽在增进更多的农业剩余生产物，更生农民，但结果大大的促成了商业的繁昌。商业通有于无的机能，在一定场合和一定限界之下，无疑大有助于农业生产物的增殖与扩展，但商业发达到一定限度，却把它原来可以助成农业的作用，转化为破坏农业了，至少，是它愈来愈烈的破坏作用，早把它原有的助成作用掩盖了。封建社会的工业生产，只是当作农业上的副业，全部商业的交换对象，差不多都是限于农产物，而且主要还是限于那些以地租赋税名义，由农民提供封建领主贵族官吏们的农产物。商业愈向前发展，各地通有于无的作用愈增大，被消费的对象愈繁多，结果，封建上层社会的消费欲望，就愈加会受到刺激，而农民用地租赋税名义提供到他们的农业剩余生产部分，就愈加要对他们的农业必要生产部分，增大其比重。换言之，就是农民为了维持自己能继续劳动，并为了维持能继续生产所需的那一部分必要生产物，都将因此减少。租税不论是侵蚀到了农民的生活费，抑是侵蚀到了他们的生产费，再生产规模是会相应受到拘束或缩减的，一旦再生产不能维持，租税所自出的经济基础，就定会发生动摇。在这场合，封建上层社会要继续维持不生产的消费性的浪费，就只有两个途径可循：其一是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进一步破坏其寄生的经济基础；其一是用借债等方式，多方张罗其浪费所需的资金。但无论选定哪一个途径，结果都会是土地向着商人豪民手上集中，农民则相率离开生产过程。商业资本向着土地方面的进出，无疑得到了曾由它转化成的高利贷资本的协助，但资金由商业同高利贷业移到地产上去，那并不是商业资本活动的中心，而是它进一步的扩大，因为土地上乃至高利贷业上的收入，还可继续更番的变为商业活动的本钱。有人说，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土地资本是“三位一体”，那是颇为允当的，它们在任何一个落后社会，都会依照不同的方式，表现为一个整体的三种作用。然则商人地租收入者，高利贷业者豪民们，为什么不肯把他们的资金使用在工农产业上，而必须向着这些方面兜圈子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远见，以为把资金使用到生产事业上，生产事业或产业发达起来，就是对于他们自己已有的地位与利益的否定，而是因为封建社会种种的传统法规及传统意识，妨碍生产活动，使他们权衡利害，更容易为当前的厚利和伴着厚利而可能取得的社会地位所吸引。事实上，商业资本的活动，还不只停留在社会经济的领域，它的化身或商人，不仅“丰财役贫”，不仅使“封君皆低首仰给”，不仅“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且还能借其通神的财力，借其对于实际经营的经验，相率利用各王朝财政空乏的机缘，直接担任起理财的政务，“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了。在这种场合下，封建社会传统的抑商政策，便被暂时搁置起来，而采取一种为商贾豪民所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了。其实，在现物地租成为商品交换基础的限内，在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必然附有富之蓄积与豪商发达的条件的限内，商人由抑商政策所受到的损失，*后必然要取偿于农民。农民在多方诛求之下，只好把他们赖以维持生存的仅有土地，以更恶劣的条件，贡献于豪商地主。封建主义到了需要迁就豪商地主，需要对商业资本妥协，并需要由豪商参加政权，决定经济国策等方式，使自己商业化的阶段，这必然会把一切对农业生产有利的措施，如治水，如改良农业设备等等，放在一边，同时更由浪费与不生产支出的增大，和租税收入因农民大批离村及豪商官吏多方规避的减少，而不得不对勉强留在农村挣扎的农民，采行更无情的剥削。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天灾水祸及各种形态的瘟疫，必然一再侵迫着饥饿的农民，使他们不能不到处流亡，不能不由流亡转徙丧失去一切封建意识所加于他们的安分守己的束缚，而选择“铤而走险”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