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序言】 罗马帝国是历史上欧亚大陆西部*大的国家。在400 多年时间里，罗马西起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改变了境内居民的生活，并控制着境外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区和部落。彼此相连的防御体系、具有战略意义的道路交通网，以及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象征并确保了这种控制。一旦边界部落有越轨之举，罗马军队就会对其大开杀戒。2000 年的票房大片《角斗士》（Gladiator）的开场就取材于公元2 世纪中后期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对欧洲中南部日耳曼部落（Germanic）马可曼尼人（Marcomanni）的胜利。在此200 年后，罗马人与日耳曼部落的战斗仍在继续。公元357 年，尤里安（Julian）皇帝率1.2 万名罗马士兵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战役中击败3万名阿勒曼尼人（Alamanni）。 此后只不过约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秩序的核心便被动摇了。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说，罗马军队“幽灵般消失了”。公元376 年，大批哥特（Gothic）难民抵达帝国的边界多瑙河（Danube），寻求庇护。与罗马的一贯政策相悖的是，这些难民还没有归顺便被允许迁入帝国。他们发动叛乱，两年之后在哈德良堡（Hadrianople）战役中打败并杀害曾经接纳他们的瓦伦斯（Valens）皇帝，罗马军队中有三分之二的士兵阵亡。公元476 年9 月4 日——哥特人迁入多瑙河边境百年后，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废黜，而为西哥特王国提供核心军事力量的正是当年哥特难民的后代。众多王国依靠外来移民的军事力量在罗马欧洲领土的废墟上崛起。这个位于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的王国仅是其中之一。罗马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成为构建欧洲历史的一次决定性转变，传统上被视为预示古典时期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工业革命一样，罗马的衰亡永久地改变了世界。 自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76—1788 年间出版的鸿篇巨制以来，已有一两百项致力于该领域或其具体方面的研究，而且毫无缩减的征兆。20 世纪90 年代，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一个五年期项目，研究“罗马世界的转型”，其成果仍在成卷出版。一如既往，史学家们就一些重大问题和细节问题的看法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一直集中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罗马的衰亡。既然境外武装势力——蛮族——为新王国提供了军事力量，那么他们显然与罗马的衰亡有关。但是吉本之前和之后的史学家都认为罗马这样的强国，其文明水平超前成熟，令人惊叹，不应被在政治、社会、经济和艺术等文化方面完全不能与其匹敌的蒙昧部落击垮。罗马人有集中供暖、基于资本原则的一定形式的银行和兵工厂，甚至还有御用演说家，而蛮族人却还只是从事农业，嗜好装饰用的搭扣（fibulae）。因此，尽管是个相关因素，蛮族仍不足以导致帝国的衰亡。他们显然只是利用了充斥罗马帝国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但是，事实是否如此？本书将重启史上*大谜团：罗马帝国的神秘终结。 探究罗马帝国的终结有其传统和现实意义。大体而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中世纪初期继之而起的王国的建立处于公元300 年至600年间。这一时期是过去40 年里一些*具创见性的历史研究的对象。传统上，这一时期是个黑洞：古典史和中世纪史之间的空白地带，既不作为古典史也不作为中世纪史来研究。该时期后来被重新定义为“古典时期晚期”。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我们对该时期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其中很多考古发现对专家来说属于常识，但对普通大众而言依然需要普及。至少从我的学生对这一领域所持有的偏见来看，普通读者对该时期的认识仍然受自吉本以来旧传统的影响。在过去的40 年间，学界首次认识了一个在社会、经济和道德上并非行将崩溃的后期罗马帝国和一个不再以简单愚昧、一成不变的荒蛮来定性的罗马境外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代人的学术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罗马帝国和罗马人眼中的“蛮族人之地”（barbaricum）这片更广阔地区的认识。本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学术成果。 具体而言，人们对古典时期晚期的积极“发现”是在一定学术环境下产生的。各时期的史学家意识到历史不仅仅是传统上惯指的经济、高层政治、战争和外交方面的历史。有关古典时期晚期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颇为丰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罗马精英阶层高度成熟的作品，因此对很多学科而言这是一个产出颇丰的研究领域，例如性别和文化史，以及民间信仰史。古典时期晚期还为近年历史写作中的流行趋势提供了丰富材料。这些趋势试图挑战贯穿于传统历史“大叙事”中的一些不言而喻的成见。“文明”但不断衰落的罗马帝国坚决抵御境外“蛮族”的图景便是这种叙事的一个经典例子。目前人们已试图跳出这个固化的传统模式，从史料中找到诸多罗马－蛮族合作和非暴力往来的事例。阅读个体文本时，强调对其背后帝国理念的认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阐释方法要求史学家不能把古代作者当作事实的来源，而是当成二手车的销售员，应该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 这些趋势给古典时期晚期的研究带来巨大冲击，但容易使学者偏离整体，过于关注特定方面的细节研究，往往与重构当时实际情况这一叙事初衷背道而驰，反而专注于个人和史料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和描述。在过去近10 年间，出现了大量关于相关领域和古代作者的创新性专著，但无人尝试对罗马帝国的瓦解进行概述。对这一领域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深入研究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绝对有必要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是对一个时期的特定方面进行详尽的再阐释会影响对整体的认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将已经深入研究过的片断整合起来，专注于它们传递的关于罗马衰亡的信息。读者可以自己评判这一研究方法是否合理。 受近期文学批评趋势的影响，古典时期晚期的研究强调理念和观念。我个人认为我们也不能忽视叙事，这一点十分重要。鉴于史料的性质，一些学者甚至质疑是否可以透过这些史料对事实的描述来重构“实际发生的事件”。很显然，有时这是不可行的。然而，我要指出的是，那些适用于文学批评的思维过程并不都适用于历史研究。文学分析的工具对研究个体资料来说非常有价值，但在我看来，把历史研究比作一个法律事件会更贴切些。史料就好比是证人，出于自身原因，会试图就事件提出特定的主张，但与文学文本不同的是，它们所描述的并非（或并非总是）作者个人想象的结果。历史和法律体系一样，会与定量的失窃财产和实实在在的死尸打交道，尽管对这些现象的了解不得不建立在作为思想产物的史料之上。读者将会在本书看到，罗马帝国包含多种理念，推动了一种特定世界观的形成。此外，罗马还采用官僚制度，制定法律，征收税款，训练军队。在公元5 世纪，西罗马帝国连同它维系了几个世纪的体系和规程一起终结，所留下的残骸便是本书关注的核心。 我想利用近年来学界的成果，通过重构历史来认识欧洲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我的专业领域既包括后期罗马帝国，也包括“蛮族”，教学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对边界两边的关注度基本相当，研究时段重点是公元4 世纪晚期和公元5 世纪。虽然我会借鉴他人的研究，但构成本书特色的综合观点以及构建这个观点的主要想法则是本人原创。 在本书中，我会竭尽全力重构罗马衰亡的历史，提出一种可信的阐释。除此之外，我的写作还有一个目的。认识过去就像一个侦探故事，因此我想继续沿用刚才的法律类比。为了了解当时的真相，我邀请读者作为陪审团的一员参与评估和整合将要呈献的各种证据。本书的结构支持这种方法。它不只是关于公元5 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的叙事，还是一次分析性探索。因此，**部分主要致力于构建公元4 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及其欧洲近邻的概貌。没有这些背景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随后的瓦解。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更多叙事章节，但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让读者从头至尾都充分参与侦探工作，而不是仅仅把玄妙的答案告诉他们。同样，有时也会出现谜团，或者线索消失，我也不会对此做任何掩饰。童年时代母亲带我游历罗马古宅、浴池和要塞，令我对古代遗迹十分着迷。此外，**个千年的这段历史给我带来了学术挑战，也是我选择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喜欢迷一样的事物。这么多的证据或被遗失，或以晦涩难懂的罗马文学体裁呈现（这是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适用于这个领域的原因之一），很少有什么是简单明了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有点恼人，降低了这段历史的吸引力。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包括我在内），这正是能获得快感的一部分。我总能从学生对证据匮乏的本能反应来判断他们是否对**个千年感兴趣。 在讲述故事（这也确实是一个故事）的同时，我还希望向读者介绍这个故事的形成过程，并大量呈献现有的文字史料和考古证据。为此，我将尽力直接或间接引用卷入这场即将永久改变欧洲历史洪流的亲历者的文字来详尽地讲述这个故事。这些人形形色色，数量之多超乎想象。经过解读后，他们的作品使得西罗马帝国的瓦解成为古代历史中记载*详尽的一段。 【探寻阿提拉】 罗马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帐篷，对阿提拉的大发雷霆困惑不解。维吉拉斯尤其不知所措，因为在上一次出使时，阿提拉对他的态度非常友好。随后埃德科来找维吉拉斯私下交谈， 强调——据翻译后来说——如果不遣回叛逃者，阿提拉一定会选择开战。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都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翻译关于两人对话的转述，但在他们有进一步举动之前，又有匈人信使抵达了。他们宣布，罗马使节将不能采购贵重商品，也不能赎回任何囚犯；在双方的争议解决前，他们只能购买食物。罗马人应当怎样看待发生的这一切呢？他们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维吉拉斯就出发了。 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罗马使节被迫跟随阿提拉去往他的王国北部。这段旅途极不舒适。他们在路上遇到一场倾盆大雨。幸好布勒达的一个遗孀在附近经营自己的封地。她解救了他们。这个女人殷勤好客，甚至在晚上送来了迷人的少女。不过罗马人只是小心礼貌地对待她们，然后把她们送了回去。 他们*后到达目的地，阿提拉的一处王宫。现在外交接触重新开始了。这一次是在更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普里斯库斯有更多闲暇来观察这位统治者及其帝国。通过他的观察，尽管略带罗马的文化偏见，我们也能窥见一幅引人瞩目的阿提拉肖像、由他主持的宫廷以及他行使权力的途径。 在普利斯库斯眼中，这个居住区由各种有高墙围护的建筑群组成，看上去不过是个“很大的村庄”。阿提拉的居所是这里*大*复杂的一处，也是这里唯一配有瞭望塔的一处。奥尼吉修斯等其他重要人物在这里也都有居所，每一处都用“木制的”围墙围绕着——建造思路是“优雅”而不是“安全”，普里斯库斯这样强调： “围墙里面有一个大的建筑群，有的用雕刻好的木板拼装，起到装饰作用，有些则由去皮并且刨直的木材搭建起来。它们建在围成圆形的石堆之上。这些石堆高度适中。” 当罗马使团应邀赴宴时，普里斯库斯终于有机会进入阿提拉的寝宫： “所有座位都安置在建筑物的墙边……在房间的正中间，阿提拉坐在长榻之上，在他身后放着另一张长榻，再往后是通向阿提拉卧榻的台阶。他的床被精细的亚麻布和五彩的装饰壁挂遮蔽了，就像希腊人和罗马人准备婚礼时做的那样。” 阿提拉的王后克蕾卡，他长子之母，拥有属于自己的寝宫，不容人随意走动，不过看起来是同样的布置方式： “我……发现她斜倚在柔软的卧榻上。地面覆盖着毛毡地毯以便行走。一队仆人在她周围服侍。还有一群侍女面朝她坐着，正在精细的亚麻布上做彩绣活计，用来装饰蛮族衣物。” 这地方看起来就像游牧民的帐篷营地，只是用更加耐久的材料建成。普里斯库斯暗示说阿提拉在他的王国里还散布着几处这样的王宫，但是并未告诉我们具体数目。 这位史学家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当地公众生活的生动画面。他们刚一到达，就见证了迎接阿提拉归来的接风仪式： 阿提拉一到，少女们便迎上前去，在他面前排成数行，路两旁的女人们用双手捧着白色亚麻布制成的窄幅织物遮在少女们的头顶。这些织物如此之长，每一条下面都能容纳至少七名少女走过。这里有很多行这样捧着织物的妇女，嘴里唱着斯基泰人的歌曲。 普里斯库斯注意到，用餐时座位是精心安排过的。一排长榻排成马蹄状，阿提拉坐在正中间，坐在右边的比左边的身份更尊贵。之后酒宴开始。一位侍者给阿提拉斟满酒，他向自己右侧**个人敬酒。那位来宾起身，小口抿或是喝干作为回敬，然后再坐下。其他宾客同样也向**位宾客敬酒。阿提拉先是向马蹄右半边的宾客，然后是左半边的宾客，依次致意。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聚集在他筵席上的这些人之间应有的关系，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他们之间的尊卑等级。 普里斯库斯还向我们介绍了阿提拉本人。君士坦丁七世摘录的普里斯库斯有关匈王形象的一手记录并没有存留下来，但通过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公元6 世纪史学家约达尼斯的转述流传下来： “［阿提拉的］步履高傲，目光巡视四方，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他的桀骜不驯。虽然嗜战，但他并没有暴力倾向。他深谋远虑，足智多谋，怜悯那些寻求怜悯的人，且忠实于那些他认可为朋友的人。他的身材矮小，有宽阔的胸膛和硕大的脑袋。他的眼睛很小，胡须稀疏，略微发白。他的鼻子扁平，肤色略深。” 我们不清楚这是直译普里斯库斯的原话（他用希腊文写作，而约达尼斯用拉丁文）还是意译。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文字刻画了一幅令人敬畏的伟大征服者的形象。我们原本就认为阿提拉勇于面对冲突，但我们想过他会被描述成睿智和仁慈吗？他性格的双面性在普里斯库斯的其他记录中也有展露。一方面，他围绕自己注定不断征服的命运树立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平易近人的一面。普里斯库斯讲述了一个故事，放牧人循着受伤小母牛留下的血迹，找到被埋藏的宝剑： “他把它挖了出来，随即献给阿提拉。阿提拉对这件礼物非常满意。因为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认定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整个世界的统治者。有了这把玛尔斯之剑，他在战争中就会所向披靡。” 我深信这把剑的发现如果是真的，只不过是加强了阿提拉业已拥有的征服意识。但他的习惯和装扮在我们意料之外。普里斯库斯在阿提拉的宴会上这样写道： “给其他蛮族和我们准备的是盛在银盘里的丰盛菜肴，而阿提拉面前只摆放了一个盛着肉的木盘……宴会上的其他人端着金银制的高脚酒杯，而他的杯子却是木质的。他衣着普通，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较干净。无论是他挂在腰间的剑，还是他蛮靴上的搭扣，或是他的马缰，都不像其他斯基泰人那样用黄金或是宝石来装点。” 我们在本章稍后将会看到，考古发现证明普里斯库斯并未夸大匈人帝国的精英们使用的器皿之奢华。但对这位神指定的征服者而言，朴实无华就是好的。 我们从这些描述中能得出怎样的“真实的”阿提拉还值得商榷。我们看到的都只是表象，而非内在。即便这样也足以表明我们现在审视的是一个聪明、有城府而且相当在意自己公众形象的人。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着强烈的自信，不需要外在的标志来彰显权力。拒绝华丽服饰和丰盛美食表示这些世俗追求都配不上自己这样一个注定成为伟人的人。这是匈王阿提拉的领导秘诀之一。普里斯库斯的史料和其他一两处史料向我们揭示了另外几条秘诀。不难想象，阿提拉对待潜在的敌人冷酷无情。普里斯库斯没有记录使团在纳伊苏斯带上的五个匈人叛逃者的下场。但之前被遣返给阿提拉的另外两个叛逃者——被称为“王室之子”的麻马（Mama）和阿塔卡姆（Atakam）——被施以刺穿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