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中华文化史(上下册)

题记 本书以《中华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中华”和“文化”是论题的关键词，故有必要首先对其作出界定。 “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华夏先民因建都黄河流域，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指地处中原的华夏族。中华之“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又有“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相对应。中华之“华”，意谓具有文化的民族。《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这里发掘的是“中华”的文化内涵，而并未局限于种族意义。故“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质人类学概念。 随着疆域的拓展，民族融合范围日广，中国境内各族间的联系纽带愈益强化，民族共同体诸要素渐趋完备，尤其是当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东侵，中国境内诸族更增进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形成自觉的民族观念。于是，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渐渐演为组成全体中国人的诸族之总称。梁启超（1873—1929）1922年曾著文指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 杨度（1874—1931）1907年1月在东京出版《中国新报》，分期连载《金铁主义说》。金，指金钱、经济；铁，指铁炮、军事。此主义重申洋务派富国强兵主张，与梁启超君主立宪说相呼应，而与孙中山、章太炎的“排满革命”论相辩难。这就点明在近代世界环境里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产生的机制。此前，章太炎（1869—1936）1907年引述的“金铁主义说者”（杨度），对“中华”的内蕴已有新的诠释：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 这较之孙中山（1866—1925）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所说“恢复中华”以及章太炎论述的“中华”，其含义颇有差异。孙氏和章氏在20世纪初从“排满革命”角度出发所称“中华”，乃指由华夏族演化而来的汉族；而“金铁主义说者”所称“中华”，已近于今日通称之包括中国境内各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虽然是近世概念，但我们已习惯于用以泛指历来在中国境内生养蕃衍的各民族。本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 “文化”之含义，有一复杂演绎过程，本书导论将详加考释。这里只略指一端：文化作为“文治教化”的缩写，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中，是德行、智慧、绝地天通的总称，因而古人每以“文”追谥贤明先王：“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又以“文”作为团结、招徕人民的引力，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恩覃九有，化被万方”。共同的文化成为中国境内诸族的黏结剂，是中华民族内聚力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栖息于东亚大陆，在这片广袤而丰饶的土地上筚路蓝缕，辛勤劳动，历经万般艰难险阻，以惊人的韧性和包容精神，持续而富于独创性地发展自己的文化，以卓异的风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类诸民族的文化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使用语言，会劳作，组成社会等等，是人的普遍性，也是诸民族文化共同具备的特征，人类因此区别于包括动物在内的一般自然物；由于种族的、国家的、阶级的、时代的等等差异，人类又显现异彩纷呈的各别形态。 总之，文化的有与无，是“人猿相揖别”的分野处；而文化的多歧，则导致人群的种种排列组合。 东方人之与西方人相区别，华人、印度人、英国人、扎伊尔人的大有差异，不仅显示在发肤状貌上，还尤其表现于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之间，也即寄寓在民族文化的诸形态中。 同样，古代人与现代人大相径庭，实质上也就是广义文化上的差别——物质生产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歧异。 总之，中外之异、古今之别，究其内蕴，便在于广义文化的殊相所至。 真切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较之把握其体质性特征要艰巨得多。鲁迅（1881—1936）曾感慨于古国人民灵魂的难以探测，以至自己的手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然而，任何民族，包括那些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史的民族，其文化形态尽管纷繁多彩，却可以寻觅到给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确定特性的主色调、主旋律。唯其如此，才有英国人绅士风度说、德国人精确高效率说、美国人开放说、日本人善采异邦说、俄国人沉毅豪放说、中国人勤谨中庸说，等等。之所以我们可以从芸芸众生中大致辨识各民族的特性，是因为一个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历史渊源的民族，其内部固然存在着繁复多样的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及个人教养和性格的差别，同时也深藏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便是所谓的“民族精神”。我们在与海外华人、台湾同胞相遇时，往往会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何等强有力地团聚着生活在不同制度下，有着相异经历的中华子孙。 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以巨大的向心力吸引着该民族的各类成员，因而，文化认同构成民族认同的核心。 这种体现出民族精神的文化，又决非凝固的化石、僵硬的模式，而是常与变、因与革、内与外相统一的有生命的机体。 我们了解一个民族，便应当从纷纭错综、变动不居的文化史入手——考察这个民族的文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自然—社会环境，认识它的文化各层面的具体状态及其历史演变，进而把握其文化的特质，以达到深入民族灵魂底蕴的目的。 民族灵魂的认识和改造，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于任何民族或国度而言，现代化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主体和客体的互动互化，也即人的发展和环境系统改变的同步共进过程。要完成这一系统工程，不仅必须致力于各种物化形态项目，如工业、农业、科技、按人口计算国民收入等方面发展指数的现代化，还要致力于社会体制的现代化，同时，归根结蒂必须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人在知识水准、行为、信念、道德、思维诸侧面全方位的现代化，既是种种物化形态项目达到现代化指标的前提和保证，同时，人的现代化也是现代化事业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设计者和建设者，这种新人的塑造也是现代化事业的奋斗目标。 从文化学角度看问题，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且，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着的人本身正是*重要、*辉煌的文化成果。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便是高度注重人的锤炼和修行，以“人皆可为尧舜”策励人们完善自我。西方文化系统中也有重视人的培养的深厚传统，以近代而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欧文（1771—1858）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过有价值的设想。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对此更有精辟的论述，他们多次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两个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大目标——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全面发展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人。今天，我们在忙于物质文明建设之际，决不能忽视人自身的完善，堕落为“经济动物”，不能忘记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人的全面发展两大目标的携手并进。 基于上述，我们研究中华文化史，就是为着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交相推引的历程，尤其要着眼于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怎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又由于哪些内外因素致使其发生变异；这种民族精神一经形成，又如何外化为物态的、制度的、风俗的诸文化层面；而文化的诸外化层面在自己的运行过程中又怎样多渠道作用于民族精神。考察文化形成发展的这一往复无穷的辩证历程，真切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和主体自身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的变迁，方能获得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以克服史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的主体客体相分离——或者“见物不见人”，或者“见人不见物”的偏颇，方有可能走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远境界。 中华民族今日所拥有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无论是其优长处还是其弊端所在，都是从长久的历史生活中累积起来的，并将深刻影响我们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格局。这种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任何斩断历史的做法，都心劳日拙，其结果往往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人们不能摆脱传统，正像无法用手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这是因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传统作为社会意识诸成分之一，是各代人社会信息的独特载体，兼具继承性和变异性。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是民族内聚力的源泉、维系民族生命的抗体，借助它，各代人方能相互联系起来，并将前人的经验传递给后人；通过传统，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实现。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决非仅仅滞留于博物馆的陈列品和古籍室的线装书之间，它还活跃于今人和未来人的实践当中，成为其思想—行为范式的重要构造因素。而与此同时，传统的惯性作用，又使它形成一种惰力，当历史进步要求摆脱或改造某些传统时，必须作出艰巨的努力。传统的二重性决定了我们对它应当采取分析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切忌食古不化、全盘承袭和数典忘祖、一概骂倒两种偏颇。对传统持科学的态度又不是单凭良好愿望所能实现的，知之深、察之切，才是把握传统的可靠基础。我们探究中华文化的过去，正是为着真切地把握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传统，考察中华文化现状的历史渊源，从而较有依据地观照中华文化未来的走向。“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本书作者愿将在这一致思路径上的一得之虑与读者诸君交流、切磋。 宋人张载（1020—1077）关于治学目的有一个千古名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说，“为天地立心”表达了一种天道观；“为生民立道”表达了一种性命观；“为去圣继绝学”则表现了一种道统观，显示了中国哲人关于文化继承与文化发展的辩证认识；而“为万世开太平”更展现出为人类的未来谋幸福的文化理想。我们今日治文化史，也对文化传统持既因且革、继往开来的态度，对我们民族的未来及全人类的未来则抱有更为炽烈而真切的美好期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跌宕起伏，绚丽多姿，历久而弥新，本书以近百万言，实难尽述其详，只能撮其要者，作粗线条勾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文化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鉴于对这一时期文化史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本书暂不拟论列，而以中华文化的发生为开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作者因学识所囿，撰写这部贯穿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涉及众多学科的文化通史，研讨范围可谓“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实在力不能企，所幸有前人和时贤的众多专题研究成果可资参考。引述他人论点、论据，本书多作脚注说明，然疏漏处仍在所难免。在此特向一切给本书提供借鉴的列名和未列名的古今学人致谢。 本书写作历时两年半，此间，三位作者通力协作，每获切磋之乐，在共同商定全书宗旨、结构的基础上，分工撰写。题记、导论、上编和结语由冯天瑜执笔，下编**至四及十一、十二章由何晓明执笔，第五至十章由周积明执笔。冯天瑜、何晓明综汇全书体例，冯天瑜*后定稿。写作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王有为、胡小静二君有敦促指导之功。湖北大学卢峰制图，陈利媛处理若干事务，均极勤勉；徐章煌校长等于结稿时特予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尤令作者毕生勿忘。如果没有各方面朋友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从精神上给以激励，以我等之微力确难令这部较大型的著作问世。值此杀青付梓之际，万千感慨奔涌而至，集结成一句话：谢谢了，所有关心和爱护我们的友人！ 本书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特致感激之忱。 作者 1989年12月4日脱稿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1990年3月12日定稿于上海建国西路384弄11号甲 2014年10月修订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