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萧条 经济危机与应对之策

大通胀1914—1918年这场残酷世界大战的尾声，与一场比战争本身还要致命的流感大流行交织在一起。但是，1919年饱受创伤的世界无论有什么不足，至少有一个可以弥补之处。人们经常预言的战后萧条并未成为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商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反常现象。历史告诉我们，和平之后即萧条。这是美国1812年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后的经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波及全球的战争。许多人推论说，毫无疑问，一场全球性经济调整将会出现，它比以往局部冲突后的衰退更具有破坏性。当时，政府抵制萧条的行动还没有范本可循。长期确立的经济学说倒是十分倾向于自由放任。随着自然季节的移转，经济季节也在变化：从暑至寒，由盛而衰。个人可能会为一朝陷入不利的环境做准备：工人可能会储蓄，农民可能会因预测价格下跌而出售农产品，银行家可能会收回贷款以应对存款人的挤兑。但对于政府来说，除了平衡预算，维持稳健货币，以及让商业顺其自然、逐步改善之外，外界对它并没有太高的奢望。1887年，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否决了向饱受旱灾之苦的得克萨斯州农民发放谷物种子的1万美元拨款案。他表示：“尽管民众供养着政府，但政府不该供养民众。”克利夫兰的教义仅存其文字躯壳，不再是盛行于某些政策制定圈子的精神实质。这个时代，要求政府介入的呼声此起彼伏。演讲者称自己是“进步主义的”，尽管他们志在追求的进步与商业周期的管理无关，而与纠正收入分配中所谓的“不公平”有关。到了1892年，平民党要求超发货币，征收累进所得税，严格限制公司土地所有权，并将铁路、电话电报公司国有化。到了1908年，尤金·德布兹不懈要求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掌权而富豪阶层俯就（而非倒过来）的共和国。到了1910年，虽然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要求将“人类福利”凌驾于“财产权”之上。平民党人宣称：“在政府不公正的同一个多产子宫里，我们孕育了两个主要阶级，即流浪汉和百万富翁。”当然，电气照明、内燃机及相关的奇迹减轻了劳动负担，把许多人从脏活、累活和极度贫困中解救了出来。但根据进步主义综合起来的控诉，富人的富裕前所未有，贫富差距之大也前所未有。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德布兹以社会党人身份参选，赢得了6%的普选票，这是左翼候选人在之前或之后所有总统选举中的*佳表现。当时，德布兹的得票数排在第四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是一位体重达300磅的共和党总统，在竞选中遵循“（一家）国民政府不能创造好时光”（但可以通过不明智的政策来创造坏时光）的教义，仅赢得犹他州和佛蒙特州两个州的支持。当时，塔夫脱的得票数排在第三位。西奥多·罗斯福之前脱离了共和党，鼓吹政府实际上可以有效实现塔夫脱所抗拒的那种改良，他承诺要“动用政府的全部力量”来抵制“一种不受管制的、纯粹个人主义的工业主义”。当时，罗斯福的得票数排在第二位。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誓要驯服“托拉斯”，约束华尔街大银行，降低关税，并向富人征税，以弥补因进口关税减少而造成的收入损失。在击败意见分歧的共和党之后，威尔逊总统证明了自己会信守诺言。在任期**年结束时，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给国民带来了所得税和（一家名义上去中心化的）中央银行。联邦政府再也不缺乏筹集资金的手段了。1916年，在**个任期结束时，威尔逊谋求连任。民主党政纲宣称，光从财政理由来讲，他就应该当选：“我们陈旧过时的银行和货币体系在共和党政府统治下充满了恐慌和灾难，这个体系长久以来一直是货币托拉斯h的庇护所，它已经被《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取代，后者是一种处于政府控制下的真正信贷民主制，已被证明是屹立于世界危机中的坚固堡垒；我们的资源得到了充分调动，充足的信贷可供合法行业使用，货币恐慌再也不可能发生。”接着，民主党人还自夸道：“我们伟大的总统取得了辉煌的外交胜利，他保护了我们的政府及其公民的重要利益，还让我们远离了战争。”1917年4月6日，这位总统在把美国带入战争之际，也给联邦政府的积极行动主义开辟了新的前景。华盛顿一面征兵一面敛税。1913年，在众议院就所得税提案进行辩论时，一位看起来极端狂热的进步主义者呼吁制定税率表，对100万美元以上收入设定*高68%的税率。《纽约时报》报道：“这项修正案当然被否决了。”《纽约时报》似乎对“边际税率”这种充满没收色彩的观念不屑一顾。可到了1918年，美国财政部对100万美元以上收入适用的税率达到了77%。威尔逊政府控制了商船、铁路、电话电报公司。它对原材料实行定量配给供应，并设定了价格和工资上限。它介入了劳资纠纷。它分配、征购和强制征收私有财产。它放宽了银行业规则，从而鼓励了信贷扩张：1917年6月以后，一家纽约银行每持有1美元准备金，就可以比变革施行前多发放38.8%的贷款。威尔逊催生了美国民粹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积极行动主义政府。因此，1919年1月，美国劳工联合会秘书长弗兰克·莫里森（Frank Morrison）警告称，政府是战后拯救经济的唯一工具，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干预，那么“5月1日之前每个工业中心都会排起领面包的长队”。这时，他所传递的信息就不像战前那么令人震惊了。人们平常更熟悉的是巴布森经济预测机构的宿命式论调，它预测“将有一段困难和萧条的时期”。“没法绕开它的，”该机构创始人罗杰·W. 巴布森（Roger W. Babson）说，“我们可以做好应对（战争）后果的准备，防止其化为灾难，但要阻止它是不可能的。”起初，空头来袭似乎是千真万确的。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4周内，美国陆军部取消了当时60亿美元制造业合同中的25亿美元；13比较起来，25亿美元占到191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3%。1919年1月，美国商品价格暴跌。以前生产供应难以跟上战争需求的钢铁厂，现在的开工率仅剩60%至65%。从停战协定到1919年5月，美国钢铁公司的订单减少了42%。自1907年恐慌以来，这家钢铁巨头还从未见过类似的景象。但无论是莫里森还是巴布森，都没有考虑长期受到压抑的美国消费者。在美国参战的一年半时间里，出于爱国主义而被延缓的购买活动，现在又活跃了起来。不管是否身处战争，美国人都一直开着他们的福特、雪佛兰和别克汽车（在这场表面上无趣的战争期间，汽油销量从未起伏过）。现在，和平降临，人们要求穿丝绸衬衫、开新汽车和找一点乐子。欧洲消费者也在购买美国的产品，因为美国财政部由欧洲各国政府提供贷款，其消费能力得到了增强。在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之前的5年里，美国平均每年的出口额达21亿美元。美国出口额在战争期间加速，在和平时期又再次飙升。到了1919年，这一数字接近80亿美元。厄运预言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当然，他们推断，战后繁荣是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所需要的（正常来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场萧条。价格也和万事万物一样，有盛必有衰。消费价格在1916年上涨了11%，在1917年上涨了17%，在1918年上涨了18.6%，在1919年上涨了13.8%。物价飞涨是战时金融混乱的症状。巨额的公共借款以及为其提供便利的“放松银根”政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必要的恶，但停战协定现在使之再也不必要了。当政府不再以摧残生命和破坏财产为目的印刷钞票时，当生产和传统银行业重新受人欢迎地出现时，快乐日子到来了，专家们承诺，物价肯定会掉头向下。但当专家们重新考虑他们的预测时，物价恢复了上涨。1919年5月初，《商业和金融纪事报》向华尔街读者承认：“商人不再怯于购买。”不久，商人们开始放心大胆地购买。到1919年秋天，工厂已经满负荷运转，不出高价就难以获得原材料，交货日期也被延迟了一年之久。18到了圣诞节，《商业和金融纪事报》的专栏报道：“消费明显超过了生产；美国部分地区所谓‘农神节’购物的风气盛行；零售业的假期业务据说是有记载以来*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