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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研习方法/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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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301320068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315
  • 出版时间:2021-05-01
  • 条形码:9787301320068 ; 978-7-301-32006-8

本书特色

1.林毅夫教授及其团队系统讲述新结构经济学学习方法。 2.内容囊括:理论溯源??全新进展??概念辨析??答疑解惑。 3.中国经济学界20余位专家学者深入对话。

内容简介

本书是林毅夫及其团队为新结构经济学大道上的后来者提供的学习研究指引以及答疑解惑之作。全书共分为理论篇、问答篇、心得篇。全书的目标是:,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来龙去脉,追溯新结构经济学起源并理解其演变。第二,系统阐释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及其界定。第三,系统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洞察“本体”“常无”以及“知成一体”的方法。第四,针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授课过程中会遇到的困惑,提供解决思路。本书不仅适合对新结构经济学感兴趣的初学者,也适合长期致力于新结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专业人士,以及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人士。

目录

理论篇
003 / 写给新结构经济学大道上的后来者
023 / 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068 /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 周年

对话篇
145 /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禀赋内涵的探讨
198 /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
220 /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问与答
237 / 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方向的讨论

心得篇
261 / 再读“与林老师对话”系列图书有感
278 / 以“常无”心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
——— 再读林毅夫教授«本体与常无»
288 / 不忘初心,传经授道
———新结构兰财授课之路感想

294 / 参考文献
307 / 后记:学习新结构经济学的四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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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一、 新结构经济学的内涵 **点思考:是不是只要在研究中放进了结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是”。因为我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包括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影响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结构),并通过这些研究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怎样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这样的研究才叫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一项研究不是研究结构是怎么决定的、怎么演变的,也就是没有把结构内生化,那么即使在模型中放进了结构,也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我们以**代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为例。在其理论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不一样,但是在其模型中结构没有被内生化,而是被当作外生给定的,所以,虽然结构主义的理论模型中有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结构差异的分析,但是这样的理论分析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同样,在新近的经济学文献中,也可能有些论文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只要在这些文献中,结构是外生给定的,没有内生化,就不算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我再强调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把结构内生化,也必须把结构的演化内生化。所谓内生,指的是一个变量是模型中各个决策者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决策者作选择时不可改变的参数。当然这个定义是比较窄的,但是我采用这样的定义是有目的的。 二、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第二点思考:在现代的经济学文献里,当然也有学者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结构的内生化,比如有些经济学家用家庭偏好推导出产业结构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内生变化,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用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为什么要用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及其变化?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所以不仅要研究结构如何内生决定和演化,还要由此内生收入水平的变化。以家庭偏好作为切入点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家庭偏好可以说明由于收入水平的变化,家庭的需求会有所变化,从而内生出产业结构的差异,但收入的变化则被外生给定;同时,在开放的经济中产品可以贸易,那就没有办法确定随着收入的增加产业结构将如何演变。 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来内生产业结构及其变化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为什么呢?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在每个时点上都是给定的。我们做任何研究分析,都必须以一个给定的参数作为切入点,才能去内生那个时点的其他变量。如果这个参数本身对各个决策者来说不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那就不能以其为切入点来内生出其他变量。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决策者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家庭,都只能将其作为给定的参数,无法进行改变。 有人讨论:是不是在国际资本可以流动以后,“要素禀赋是给定的”这个假定就被推翻了?我认为不能推翻。虽然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绝对不会流动到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一样多的程度。发达国家的资本一定是由人拥有的,资本拥有者配置资源的目的是使回报*大化。如果资本流到发展中国家来,怎么样才能实现回报的*大化?一定是流向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即便发达国家的资本拥有者愿意让资本流动到发展中国家,也不会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同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一样多,因为这是违反理性的。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模型假定国际资本可以流动以后,人均资本就不重要了;但是这样的假定本身就违反了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的理性原则。实际上,即使国际资本可以流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来说,这一因素也是不可能改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禀赋结构差异的本质特性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像伽利略为了验证重力加速度,在比萨斜塔做实验时假定没有空气阻力,因为相对于他做实验时所用铅球的质量、密度和塔顶到地面的距离而言,空气阻力产生的效果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现在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来研究产业技术选择,即使有国际资本的流动,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所以,在研究产业结构时,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们研究的是发展,很需要这个被作为分析切入点的参数。它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是随时间是可以变化的;如果不能变化,那么即使这个参数对于所要解释的现象非常重要,对改变世界来说,决策者也将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在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地区的发展绩效差异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13691401. 的理论切入点是,四五百年前,欧洲对美洲开始殖民时,拉丁美洲天气炎热,去那里的白人死亡率很高,白人在那里活下来的概率非常小,所以在殖民开始的时候就要大量掠夺,形成了掠夺性的制度安排。北美地区天气较温和,到那里的白人大多活了下来,在那里工作,慢慢形成了社区性的、相互帮助的、权利界定清楚的制度安排。他写了一个很严谨的理论模型,将制度内生化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好像很有说服力。假定他是对的,拉丁美洲的人就永远没希望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时光机器可以使我们倒回到四五百年前,而且还要说服上帝把拉丁美洲的天气改一改。你说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吗?如果没办法做到,即使知道了天气因素很重要也没有用。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因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个时点,对一个经济体所有的决策者(不管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来说,都是给定且不能变化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资本是可以积累的,劳动随着人口的增长也是可以变动的,这就让我们有了一个“抓手”,来改变要素禀赋及其结构。 三、 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本参数 第三点思考: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不仅是因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个时点是给定的,随着时间可以变化,而且是因为此两者是经济分析中*根本的参数。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时,无非是从收入(预算)效应(income/budget effect)和替代(相对价格)效应(substitution/relative price effect)来分析决策者的选择。张五常先生常说他研究问题时只考虑替代效应,也就是相对价格效应。这是因为他研究的不是经济动态发展的问题,所以他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只看替代效应就可以了。我们研究的是经济动态发展的问题,除了替代(相对价格)效应,有时还要看收入(预算)效应。其实,除了做统计学或者经济计量之类的方法论研究,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即使很复杂,到*后也不是讲收入(预算)效应,就是讲替代(相对价格)效应如何影响决策者的选择的。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决定一个国家在这个时点可支配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总量,也就是这个国家在该时点的总预算;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由各个要素在该时点的相对稀缺性决定,这一相对稀缺性就决定了各个要素的相对价格(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还需要考虑生产技术和家庭需求的特性)。所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的两个*基本的参数。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膺选为世界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获“改革先锋”称号。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荣获第八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担任China & World Economy(SSCI)、Economic Modelling(SSCI)期刊副主编。曾任职于世界银行与香港科技大学。 赵秋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曾在Sustainability、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金融研究》等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全国经济学博士后学术论坛一等奖、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上海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二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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