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正的胜利

重塑财政民主引言重塑财政民主2016年9月26日晚，希拉里·克林顿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位前国务卿在她**次面对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辩论中占据了上风。作为一位真人秀的名人，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获胜。这位共和党候选人紧张而又咄咄逼人，连续打断他的对手。而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准备充分、态度轻松，不断得分，辩论突然转向了税收问题。特朗普打破了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传统，拒绝公布他的纳税申报表，声称自己正受制于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审计。希拉里诱使这位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开发商谈论这些年来他缴纳的少得可怜的税收：“只有在他试图获得赌场执照时才会有人能够看到他的纳税申报表，而且，纳税申报表显示，他没有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而特朗普自豪地承认：“（不缴税）显得我很聪明啊。”希拉里并没有退缩。她冷静地阐述着，如果按照她为国家税法设想的，经过精心设计、仔细权衡、深思熟虑的技术解决方案，那么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从政治上说，“（不缴税）显得我很聪明啊”是一句很高明的话。作为这个国家*富有的人之一，自己承认完全可以不缴税，这简直是太荒谬了，而这恰好强化了特朗普竞选的核心阐述：华盛顿特区的建制派（当权派）毁掉了这个国家。税法和其他东西一样，都受到了不正当的操控。在特朗普的回答中，有一种与罗纳德·里根总统本人一致的声音，里根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比喻，那就是把税法比作“日常打劫”（daily mugging）。在特朗普和里根看来，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支撑着所有人的繁荣。资本主义就是利用人类的贪婪以获取更大的收益。税收就是一种障碍，所以避免税收就是正确的做法。同时，“（不缴税）显得我很聪明啊”暴露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悖论。无情的自私自利摧毁了作为任何繁荣社会核心的信任与合作准则。如果没有基础设施连接他的摩天大楼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下水道系统运载垃圾，没有老师教他的律师如何阅读，没有医生和公共研究让他保持健康，更不用说，如果没有法律和法庭保护他的财产安全，特朗普自己什么都不是。使社会兴旺发达的并不是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而是合作和集体行动。没有税收，就没有合作，就没有繁荣，就没有共同的命运，甚至也就没有一个国家会需要总统了。特朗普的自夸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失败。这已经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总统候选人会公开承认富人不会为国库做出任何贡献，而他的竞争对手对此也无法给出清晰的解决方案。这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已经失败，而这是任何民主社会中*重要的制度。写作这本书，我们一直牢记两个目标：**，了解美国究竟是如何彻底陷入了这场混乱；第二，帮助解决它。税收不公大获全胜候选人特朗普的承认仅仅是美国新不公正现象的逸事证据。甚至当他们的收入激增，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回报，而且他们的财富飙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这些*幸运的美国人也目睹了税率的下降。与此同时，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工资停滞不前、工作条件恶化、债务膨胀、税收增加。自1980年以来，税收制度使市场经济中的赢家走向富裕，但使那些很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回报的人陷入贫穷。任何民主国家都必须讨论政府的适当规模和税收累进的理想程度。对于个人和国家而言，受历史和国际经验的影响，受统计和抽象推理的影响，有时改变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过去几十年税收政策的变化是经过如此深思熟虑的结果吗？对超级富豪征税的坍塌是美国社会想要的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其中一些变化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但大多数情况是被动的承担：避税行业的爆发掩盖了收入和财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可被跨国公司利用的新税收漏洞出现了；国际税收竞争的螺旋式上升，导致各国纷纷降低税率。税收的大部分变化并不是因为民众突然有了豁免富人的欲望，而是因为没有选民投入而导致了压倒性的力量。无论减税是否能产生积极的经济效果，过去几十年的剧变大体上都不是知情公民深思熟虑和理性选择的产物。税收不公的胜利首先就是对民主的否定。本书的**个贡献是讲述了这一巨大变革。我们讲述的既不是左派对阵右派的故事，也不是小政府保守派战胜了财富自由派的故事，而是关于（罗斯福）新政建立的税收体系如何遭到破坏的故事。在它消亡的每一步中，我们都发现了相同的模式。它开始于避税的爆发。接着，受到被认为无法战胜的敌人（避税手段、全球化、避税天堂、金融不透明）的影响，政策制定者放任这些避税行为持续蔓延恶化。*终，政府假装无法对我们当中*富有的人征税，从而大幅削减了富人的税率。为了理解这种不公正，以及哪些选择（和非选择）促成了它的胜利，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经济调查。根据一个世纪的统计数据，我们估算了美国自1913年以来，从*穷困的人到亿万富翁的每个社会群体缴纳了多少税收。我们的数据系列包括支付给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所有税收：当然，不仅有联邦所得税，而且包括州所得税、种类繁杂的销售税和产品税、公司所得税、商业和住宅不动产税，以及工资税。区分“家庭缴纳的税收”和“企业缴纳的税收”是毫无意义的：所有的税收都是由人支付的，而且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一个多世纪的所有税收分配到现有的个人身上。我们的方法是系统性的。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吹嘘他没有缴纳很多税收，但其他富人呢？特朗普是一个反常案例，还是更普遍现象中的一个案例呢？个案可以提高人们的意识，但无论多么令人瞠目结舌，它们都无法让我们了解整个社会正在普遍发生的事情。为了研究税收的变化及其影响，我们在一个一致性框架体系内系统地结合了现有的证据，包括所得税申报表、税收审计结果、家庭调查数据、美国跨国公司在其海外子公司登记的利润报告、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以及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和国际收支账户。经济统计数据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同样，我们的数据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留意这一点。但综合看，这组数据揭示了哪些选择、法律和政策助长了税收不公。我们多年来对美国经济的研究成果产生了这一全面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整体上研究美国税收制度累进性的长期变化，这是迄今为止任何政府机构或研究机构都没有做到的。这些数据揭示了近几十年来发生的改变程度，其中首次包括了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后果。让我们看一看：1970年，*富有的美国人缴纳的所有税收超过了其收入的50%，是工薪阶层的两倍。2018年，在特朗普税收制度改革之后，亿万富翁缴纳的税收在过去100年中首次低于钢铁工人、教师和退休人员。富人见证了他们的税收已经降到了1910年的水平，而当时政府规模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这仿佛一个世纪的财政历史已经被抹去一样。全球的税收正义已刻不容缓除了美国，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是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未来。因为尽管税收的变化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是极端的，但税收不公的胜利并非美国特有。在避税和无度的税收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不平等的加剧和税收累进性的下降。同样的问题在全世界涌现，且同样紧迫：如果民主选举的官员制定的税收制度继续提高少数特权阶层的收入，谁会对民主体制保持信心呢？如果全球化意味着对主要赢家征收的税率越来越低，而对出局者的税率越来越高，那么谁会对全球化保持信心呢？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创造新的财政体制和新的合作形式，以帮助民主政体和国际开放在21世纪蓬勃发展。好消息是，我们现在可以解决税收不公的问题。全球化并没有摧毁我们向大公司和富人征税的能力。选择是由我们来做的。我们可以允许跨国公司选择其申报利润的国家，或者也可以替它们做选择。我们可以容忍金融不透明和随之而来的税收滥用的无限可能，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评估、记录，并向财富征税。我们可以支持一个帮助富人逃税的庞大行业，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对其进行监管，清除对逃税的供应。使全球化和累进税相互兼容是可能的。本书的第二个贡献就是说明如何操作。左派和右派中的很多人相信，向跨国公司征税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尝试对跨国公司征税，它们就会搬到爱尔兰、新加坡，或许明天搬到中国。它们的资本是无形的，可以在纳秒内转移到百慕大。其他国家有低税率吗？我们必须有低税率。其他国家正在放弃对跨国公司和高收入者征税吗？我们也必须放弃。各国之间的税收协调是一个乌托邦，而且唯一的未来就是一场不断探底的税收竞赛。无论它们多么真诚，无论它们得到多么广泛的认同，这些信念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像在国际关系的许多其他领域所做的那样，协调我们的政策，而不是展开大规模的财政混战。不用多想，我们就可知道，一些国家和社会团体从目前形式的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其他形式的全球化也是可能的。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研究税收竞争的算法以及它在少数国家的繁荣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但我们也将看到，少数几个共同行动的国家如何宣告这场游戏的终结。我们将看到如何对避税天堂采取防御性措施，以及如何用一场向上的税收竞争取代如今不断探底的税收竞争。认为外部或技术性制约因素，如“国际竞争”“避税”“漏洞”，使税收正义成为空想的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说到税收的未来，一切皆有可能。从所得税的消失到前所未见的税收累进水平（如果过去40年的趋势继续保持，这将是一个看似合理的结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无限可能的未来。民主政体亿万富翁应该像如今的美国这样，将收入的23%用于纳税，还是应该像1970年左右那样，将几乎50%的收入用于纳税？企业利润应该按照1960年52%的税率被征税，还是应该按照2018年税制改革以来21%的税率被征税？非常幸运的是，这些问题是永远不会用数据或科学来解决的。它们不是经济学家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而是所有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通过民主审议和投票决定。经济学家能提供帮助的是汇集对“民有、民治、民享”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至关重要的信息。正是通过展示可能路径的多样性，通过描述这些路径及其影响，来阐述不同的税收分配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将如何影响明天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本书的第三个贡献是创造一种新的工具来做到这一点。Taxjusticenoworg是一个模拟网站，该网站使政策制定者、活动家和所有人，无论他们的政治派别、思想流派或经济学知识如何，都可以评估税收政策变化对税收分配、每个社会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以及不平等动态的影响。该网站允许任何人评估现行税制参数的修改以及更大胆的改革将如何影响社会。将*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提高到70%是否足以使亿万富翁比美国工薪阶层为国库（包括所有税收）做出更大贡献？如果我们将公司税率提高到30%，或者对超级富豪征收新的财富税，情况会如何？中产阶层的税收可以削减多少，或者财政赤字可以减少多少？这些问题将始终在政治辩论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公众还无法获得确切答案。税收模拟器存在于美国财政部、国会预算办公室和一些智库，如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但对记者、候选人和广大选民来说，这是遥不可及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关于税收的讨论*终都相当模糊。从左派的观点看，人们普遍认为1%的人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可以通过征税筹集可观的收入。这是真的，但论断需要精确：通过增加对富人的征税，我们究竟能准确地获得多少财政收入呢？是否足以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公立大学教育和医疗保险呢？就中间派而言，许多人在稳定的鼓声中哀悼着现行的税收漏洞；只要我们能够堵住这些漏洞，就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堵住漏洞很重要，但我们确信这会对税收缴纳的分配产生真正的影响吗？右派中，正统观点认为，综合所有税收，可以看到*高边际税率已经很高了。增加额外的税收将会是惩罚性的，或者会损害经济增长；相反，美国应该开征消费税。为什么不呢？但这样的税收制度会不会比今天更具累退性呢？基于一种新的经济方法，taxjusticenoworg网站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真实答案。我们的税收模拟器涵盖了各级政府的所有税收，不仅包括所得税或联邦税。这样我们就可以模拟一些基础创新，比如对财富征收累进税，或者征收税基广泛的税收，以资助全民医疗保险。而且，现有的政策工具侧重于税收变化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而我们的研究显示了税收政策工具对一个重要参数的影响，即不平等，而这是在税收政策讨论中经常被遗漏的。我们都看到了关于美国收入和财富集中度上升的头条新闻：顶层群体的收入激增和其他群体收入的缓慢增长。这是真实的，在美国，收入为前1%的群体获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10%上升到今天的20%。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政府将选择执行什么样的政策，特别是哪种税收政策将起主导作用。一切如常，由于滚雪球效应，从中期看，收入集中度可能会继续上升：富人收入中的储蓄比例要高于其他人，这就使他们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进而产生额外的收入。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累进税，特别是对资本（而不是劳动）征收的高税率，一直控制着财富集中度的螺旋式上升。但是，过去20年的税收变化已经摧毁了这一保障措施。为了防止这种不平等现象达到极端水平，我们需要为21世纪建立一个新的税收制度。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独创且切实可行的建议，从对极端财富征税到对跨国公司征税；从对医疗服务的资助到对累进所得税的再造。当然，我们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也不是唯一可能的答案。但我们的方案是在现代研究的证据和理论基础上得出的，它们是精确的，因为我们对方案做了精准评估，并深思熟虑了方案的实施；而且它们是透明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模拟它们对每个社会群体的税收分配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动态影响。从政治上说，这些治理不平等的想法是现实的吗？显然，政治黑钱和自私自利的意识形态是强大的敌人，很容易使我们丧失希望。虽然这些问题是真实的，但我们不应该绝望。在非正义胜利之前，美国是税收正义的灯塔。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可能具有世界上*激进的累进税收制度的民主国家。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策制定者发明了一种新的税收政策，并且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实施，即*高收入者按照90%的*高边际税率被征收所得税，企业利润按照50%的税率被征税，大型房地产按照接近80%的税率被征税。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美国建立了很多学校，使人们的生产力日益提升、生活繁荣兴旺，而且资助了很多公立大学，直到今天，这些大学仍然是全世界大学中的翘楚。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税收的历史就像U形针一样，完全是180度的大转弯。有指导意义的是，尽管那些“聪明”的亿万富翁今天仍然不需要缴纳很多税收，但他们不能永远愚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