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物考古论集(第一辑)

三峡重庆库区考古与研究综述 邹后曦　范鹏　代玉彪 摘要：三峡库区是重庆古代文化遗存集中分布的区域，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在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中取得了自旧石器至明清的多项重要发现，在早期人类文化、新石器文化序列、巴人青铜文化、历史时期物质文化遗产、手工业等专题考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些成果是构建三峡文化不可或缺的实物支撑。考古资料刊布速率的相对缓慢，制约了三峡考古成果在深度与广度两方面的转化，仍需要在各时段考古学基础研究、以考古学为平台的多学科研究、三峡文物保护管理的总结性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三峡　考古　总结　展望 一、考古工作概述 三峡重庆库区面积占整个三峡库区的2/3以上，长江流经的线路曲折狭长，沿线河谷地带临近水源，地势相对平缓，动植物资源丰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古代人类的繁衍生息创造了良好条件，进而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经过漫长的历史，这些文明逐渐消亡，以实物的形式掩埋于地下，经考古发掘又重见天日，成为我们认识库区古代文化面貌的主要手段。 重庆库区的考古工作*早可追溯到1925～1928年，中亚探险队考古主任、美国学者纳尔逊（N. C. Nelson）在三峡地区进行调查，发现石器地点37处，在其中12处地点采集到陶片。紧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 H. Edgar）也在三峡地区采集到一些石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配合三峡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四川两省的文物考古机构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前身）考古队等，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发现并确认了大量遗址和墓葬，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遗物。这些工作的开展，使考古界对峡江地区的古代面貌有了基本的认识。 1992～1996年是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制定阶段，这一时期重庆库区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1993年11月至1994年10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湖北、四川两省文化厅，长江水利委员会，24个研究所、博物馆和高等院校，对三峡库区的地面、地下文物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钻探、物探和遥感），还进行了小规模试掘，*终形成了湖北省、四川省（现为重庆市）的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搭建了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的总体框架体系。1996～2008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开发局按年度计划拨付文物保护资金，保证了抢救性保护和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时期是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的主要实施阶段，共完成考古项目541项，实施勘探面积1083.94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31.3万平方米，重庆库区的考古工作取得多项重大收获，抢救、保护了大量珍贵的人类历史文化遗存，取得了众多科学研究成果。 2008年后，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进入三峡后续工作时期，围绕《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总体框架，三峡库区的考古工作分为了消落区考古和大遗址考古两个版块，前者以抢救消落区文物为主要目标，截至2019年12月，已累计发掘141处地下文物，完成发掘面积10.5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约2.7万件/套，有效实现了对消落区文物的及时抢救保护。大遗址考古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撑三峡库区重要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该项工作以白帝城遗址为试点，自2013年始，分三次先后实施发掘，共发掘2700平方米，确保了白帝城遗址总体保护规划的编制。2017年以来，这一成功经验得以广泛推广，先后对万州天生城遗址、云阳磐石城遗址、奉节白帝城遗址、巫溪高唐观遗址、巫溪宁厂古镇制盐遗址、忠县皇华城遗址等6处三峡重要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累计发掘面积近2万平方米，进一步厘清了各遗址的布局和文化内涵，为三峡库区优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创造了良好基础。 二、主要考古发现 在三峡库区的考古工作中，经确定为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不是很多。部分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规模大，遗存丰富，其中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代表为丰都县烟墩堡遗址，中、晚期遗址以丰都县冉家路口遗址、高家镇遗址、井水湾遗址、枣子坪遗址出土资料*为丰富。石器的原料多为就地选用的河滩砾石，石器打片方式在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一般为摔击法，锐棱砸击法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石器类型较为单调，以砍砸器为主体，并有少量刮削器，但二者的界线不易区分。石器加工粗糙、简单，个体多粗大，多以砾石和石核为毛坯，显示出南方砾石工业的特点。峡江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古人类资源，故而是探索远古人类起源、发展及演变的重要区域。 新石器时代遗址亦发现较多，加上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实际数量应超过40处。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富有自身特色，存在着渝东地区土著新石器文化和大溪文化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系统，二者大致以瞿塘峡为界。前者位于瞿塘峡以西，是重庆库区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其文化面貌已经基本清晰，除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尚待进一步研究外，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经历了玉溪下层文化、玉溪上层遗存、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等几个发展阶段。其间虽然受到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系统和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但始终保留自身特色，一脉相承。大溪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江汉平原，在重庆库区主要分布在瞿塘峡以东，以巫山及其邻近地区*为集中，典型遗址有大溪遗址、人民医院遗址、欧家老屋遗址、大水田遗址等。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考古学文化交流与互动进一步增强；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在巫山及其邻近地区还出现了兼具这两种考古学文化传统的文化类型，有学者称之为跳石类遗存。 重庆库区的商周时期遗存有着自身的特色。通过多年的工作，新识别和确立了一批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如石地坝文化、瓦渣地文化等。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重庆库区属于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面貌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非常接近，部分学者称之为三星堆文化渝东类型；从三星堆文化末期开始，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成都平原地区出现了不小的差异，到十二桥文化时期，这一差异愈发明显，学界称之为石地坝文化，该文化以三峡中部地区为核心，基本涵盖了重庆库区；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重庆库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趋于复杂，这与巴楚之间的政治角逐和文化碰撞有着密切的关系，分别以忠县瓦渣地遗址和巫山双堰塘遗址为代表，大致以瞿塘峡为界，文化面貌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差异，以忠县瓦渣地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主要位于瞿塘峡以西，有学者将这类遗存命名为瓦渣地文化；以巫山双堰塘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位于瞿塘峡以东的重庆地区，含有部分瓦渣地文化的文化因素，也包括了部分早期楚文化因素，部分学者称之为双堰塘遗存；东周时期，重庆库区是巴文化（或晚期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同时也是巴、楚、秦，尤其是巴、楚竞相争夺的重要区域，因此，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以一种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发现了大量大规模的战国墓地，涪陵小田溪、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忠县崖脚墓地均属此类。 在重庆库区发现的古墓葬和古遗址中，秦汉时期遗存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向人们展示了这一时期重庆库区古代文化的繁荣，同时还展现了这一地区融入中原文化系统的进程。秦汉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本土文化特色不断减弱，汉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全国统一性特征逐渐加强。同时，重庆库区内部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差别，由于巴人的统治方式以及地理位置等，这一地区的东部（巫山地区）较之西部的文化面貌更为接近中原文化系统，其文化发展进程似乎也更快。该地区秦文化因素较少，主要体现在墓葬习俗方面，秦文化的陶器极少发现，深入平民阶层日常生活的器物比较少见，表明秦文化在这一地区的遗存很可能是秦移民所留下的，少数当地贵族可能接受了部分秦文化，但秦文化并未被当地土著居民真正接受，这也是这一地区秦文化因素较少的重要原因。汉代墓葬遗存数量众多，有土坑墓、岩坑墓、砖室墓、石室墓、砖石混构墓、土洞墓、崖葬、悬棺葬、瓮棺葬，多为普通贵族和平民阶层墓葬，未发现诸侯或列侯等高级贵族墓葬；汉代城址发现较多，经正式发掘的基本为汉代县城遗址，其中以云阳旧县坪遗址汉代朐忍故城的发掘*为重要，该城址展现了重庆库区汉代县城的布局、功能等多个方面的内涵。虽然汉代是重庆库区“汉制”确立的时期，但直到东汉中晚期，该地区陶乐舞俑、劳作俑，以及陶楼等模型明器，还有摇钱树等仍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 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是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历史时期。在实际发掘过程中，有较多汉墓的地方一般也都延续有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这一时期地下文物有墓葬和遗址两类，遗址数量较少，单以这一时代墓葬集中分布的墓地也不多，但仍然有着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忠县将军村墓群、万州区武陵墓群等。这一时期的墓葬主要体现出夫妻合葬和家族墓地的埋葬特点，忠县将军村墓群是重庆库区这一时期家族墓地的典型，为研究这一地区墓地的规划、布局及埋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一时期的遗址单体规模较小，但多与邻近聚落构成大规模的遗址群，如武陵遗址群，这很可能和当时这一地区社会动荡的历史背景有着不小的联系。 隋唐及以后，特别是唐宋时期，重庆库区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北方陷入战乱状态，唐王朝的经济中心随之南移，大量移民涌入长江流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此外，唐朝盐法的改革，行盐地界制度的确立，促进了峡江地区的井盐生产。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重庆库区留下了大量的古代遗存。这一时期墓葬发现较少，规模较大者有奉节上关遗址、奉节宝塔坪墓地等。与城址、集镇相关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奉节白帝城遗址群、奉节永安镇遗址、武隆土坎遗址、云阳明月坝遗址、巫山大昌古城遗址等重要遗址，多数古城址属于这一时期的普通县城遗址，奉节白帝城遗址群属于峡江山地城市类型，是南宋西线抗蒙防御体系的军事重镇，其城防、布局具有浓烈的军事色彩。忠县中坝遗址唐代地层中出土的盐灶、云阳云安盐场盐业遗迹的发现为探讨唐代至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制盐工业和盐业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