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我自爱我的野草:鲁迅人生哲学今读

二、 在现实人生中提炼人生哲理，反哺人生 解读《野草》蕴含的人生哲学，了解其创作背景很有必要。《野草》的二十三篇散文诗都写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当时的景况如何呢？对此，先生本人曾作过几次说明，一次是1932年底在《〈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中所述：“后来《新青年》（按：1915年创刊于上海的综合性月刊，陈独秀主编，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这里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小感触”三字。先生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也作了类似说明：“这二十多篇小品”“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随时的小感想”，是厚积薄发，阐发的人生哲理不小。 还有一次是1934年10月，先生在给青年作家萧军的信中所述：“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可见，《野草》是在“碰了许多钉子之后”产生的“小感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野草》不是抽象地讲道理，而是有感而发，是先生立足自身实践的人生哲学。至于怎么理解“颓唐”，后面将作专门分析。 让我们先对相关历史情况作一个简略回顾。1923年至1926年的中国，**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起来，逐渐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产生新的分化，除了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他们背离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革命精神，打击“左派”，排斥共产党。北方则仍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这期间，鲁迅自身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主要有：社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队伍分化，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专制统治的斗争；个人的——与周作人失和，确定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许广平的爱情关系。显然，解读《野草》应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先生个人的悲喜遭遇。 当然，只从社会角度解读《野草》远远不够，《野草》更广更深的内涵在文化，在批判黑暗的专制统治和国民性弊端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先进文化。不仅如此，《野草》还是先生拷问自身灵魂的作品，这从《野草》连《题辞》共二十四篇，大都用**人称就可以看出（即便用第三人称，也能明显感到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拷问自身灵魂，就难免暴露灵魂深处的灰暗，给人以“颓唐”的感觉。殊不知，自曝“颓唐”是为摆脱“颓唐”，积极面对人生，我们可以从“颓唐”中看到先生的真诚、勇气和深刻。钱理群说得好：“如果你仅仅看见承担黑暗的鲁迅，而看不到这承担背后的‘坦然’、‘欣然’、‘大笑’和‘歌唱’，你就不能真正理解《野草》。”先生自身的灵魂拷问固然没有离开社会现实，且又提升到了形而上层面，使《野草》具有“小感触、大思考”的特征，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鲁迅人生哲学。 先生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作的题为《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演讲中坦言：“有人说我只会讲自己，这是真的。我先前独自住在厦门大学的一所静寂的大洋房里；到了晚上，我总是孤思默想，想到一切，想到世界怎样，人类怎样，我静静地思想时，自己以为很了不得的样子；但是给蚊子一咬，跳了一跳，把世界人类的大问题全然忘了，离不开的还是我本身。”先生的人生哲学，既高远，又现实。凡哲学，因其形而上而总是高远，但不该脱离现实，玄得让人看不懂。特别是人生哲学，理应立足现实人生，提炼人生哲理，反哺人生实践。而这正是鲁迅人生哲学的鲜明特点。《野草》难懂，但联系它的写作背景和读者自身的人生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易解。 鲁迅作品的核心内容是“立人”思想，《野草》所体现的人生哲学，则是“立人”思想之精髓。先生很少夸自己的作品，对《野草》却称“技术并不算坏”，在《野草·题辞》中更明确表示“我自爱我的野草”，这绝非偶然。近现代学者王国维提出了人生境界论：“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北宋词人晏殊《蝶恋花》里的句子。上升到境界，是说一个人应当超越遮蔽双眼、导致人异化的各种诱惑，树立高远的理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北宋词人柳永《凤栖梧》里的句子。上升到境界，是说一个人为了追求理想信念，要有不怕千辛万苦、孜孜以求的执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南宋词人辛弃疾《青玉案》里的句子。上升到境界，是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人生目标终究得以实现。鲁迅《野草》的创作，乃至他一生的追求，正可印证王国维的境界说。 这里，有必要对《野草》研究的历史作简略回顾。鲁迅逝世后不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野草》研究成果，有的就已达到相当深度。作家、“左联”（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成员聂绀弩在1940年，就令人瞩目地从“人的觉醒”角度分析了《野草》，他认为：“鲁迅先生以前的改革思想中的人的觉醒的要素，有的只是不自觉的潜伏着的多少萌芽，有的又只闪着一鳞片爪的光辉；只有在鲁迅先生的思想中，‘人’，才显著，自觉，贯串组成而为有机的整体。无论某一时期某一种类的改革思想，我们几乎都可以从鲁迅先生的思想里找出若干的影子，而鲁迅先生的思想，比任何人的都更丰富，更完整。而且别的改革者的思想，往往局限于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境界，时过境迁，就褪色，退婴，乃至消失，所以终不能有彻底的人的觉醒；只有鲁迅先生正像他推崇别人的时候所说：‘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自始至终，为‘人’而呐喊，战斗。”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邵荃麟在1945年提出，《野草》是深刻体现作者“心灵”“心境”的作品，他认为：“这集子里所收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真实的诗篇，是作者从当时个人生活所遭受的惨痛和激动中所直接抒发的思想情感的结晶。”这是一个大思想家、大艺术家与大苦闷、大痛苦的“搏斗中间”，才开放出的各样的“更灿烂的思想之花”。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七八十年前的上述评论也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野草》研究有重要进展，令人遗憾的是却也有明显倒退——从聂绀弩和邵荃麟已经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向后倒退。其他不说，就以那些年《野草》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为例，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的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1956年写的《论〈野草〉》，文学史家王瑶1961年写的《论鲁迅的〈野草〉》，文艺评论家、鲁迅博物馆原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1973年写的《鲁迅〈野草〉注解》，思想性和文学性都达到了那个年代可能达到的*高水平，在联系鲁迅所在时期政治和社会现实解读《野草》方面，超越了过去积累的成果，有的达到的高度至今无人超越。但存在的共性问题是，无意或有意间，在不同程度上遮蔽了《野草》更广更深的内涵——“人”的内涵，甚至把许多出色的“人论”贴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标签，认定其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遮蔽，与改革开放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对“人”的遮蔽关联甚密。马克思主义本是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学说，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为了自身解放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手段。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简单地把阶级斗争学说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用这样的尺子去“套裁”鲁迅，就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鲁迅。 打开这种遮蔽，是改革开放以来鲁迅研究*重要的成果（几乎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突破僵化，打开了对“人”的遮蔽）。1981年，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研究员王得后在《鲁迅研究》杂志第五辑上发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把鲁迅独特的思想概括为：“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或者说是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上述观点，表明鲁迅研究在解放思想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很快成为鲁迅研究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野草》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局面，从“立人”角度深入研究《野草》，逐渐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自觉追求。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研究者在偏重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研究的同时，开始注意从“立人”角度研究《野草》的话，那么，之后的研究重心就逐渐转向“立人”了。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不过，其间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即否认《野草》的现实针对性，说《野草》与政治和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仅是鲁迅的内心独白，个别研究者甚至认定《野草》是作者的“爱情散文诗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显然不可取。我们务必记住鲁迅在《“题未定”草（七）》（《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关于“论文”的精辟论述：“我总以为倘要论文，*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