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家风故事

红色家风见初心 孙霆 我1931年出生在杭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童年和少年是在日军侵略的战火中度过的。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二人流亡逃难，顶着日机的狂轰滥炸，随时都有可能被夺去生命。逃难途中父亲因病去世，家庭陷人困境。这种记忆刻骨铭心，不堪回首。青年时期，我加人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从事文字工作，先后任职于杭州日报社、杭州师范学院。离休后又参与编纂《杭州市志》、报刊审读、撰写回忆录等工作。 意气方遒 投身革命一心为党 读书时，我积极参加了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次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疯狂镇压，学校当局宣布开除9位学生。开除布告贴出后，立即激起了公愤，同学们聚集起来想找校长讨个说法。混乱中，我一拳打在玻璃窗上，手臂静脉被割断，血流如注，立即被送往广济医院做手术，但直到现在手上还留着疤痕。 顶着留校察看的处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1948年，共产党员王孝和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处决，在绑赴刑场的途中，他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我们地下组织的上级上海局，号召全体党员学习王孝和烈士的光辉品质。我们党支部各小组都进行了认真讨论，每个党员都严肃表态，万一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决不能叛党，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斗争到底。这是*基本的要求，如果怕死就不要入党，入党就要下这个决心。 在我的同学、战友中，有6人先后被国民党杀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正是烈士们的英勇献身和他们这种不怕死的精神，才换来了人民的解放、祖国的强大和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决不能忘记为新中国成立经历生死考验、牺牲生命的无数先烈。每年9月30日烈士节，我都会打开电视机，观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向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直播。为了纪念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和几位幸存的老同志一起编写了《金甲武烈士殉难五十周年纪念集》。 杭州解放后，我先是负责青年团的工作。后来市委决定开办杭州市青年干部学校（简称“青干校”），“青干校”共编为七个中队，我担任第五中队的队长。那时乔石同志刚从上海调到杭州工作，担任“青干校”的教育长，我几乎每天向他汇报工作。“青干校”工作结束后，我又跟随乔石同志到团工委（1953年改称“团市委”），继续在他领导下工作，直到他调离杭州。1954年初，我赴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学习。 聆听教诲三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 1955年9月我从上海回到杭州，正逢《杭州日报》筹备创刊。市委决定调我到杭州日报社，从此我开始了文字工作生涯。我从中层干部到编委会成员，再到副总编、党委书记，在卷帙浩繁的文字海洋里，从青春少年到满头华发，我用25年的壮年时光，目睹了《杭州日报》的发展壮大。在杭州日报工作期间，我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三次，目睹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教诲，成为我今生难忘的记忆。 1980年，我来到杭州师范学院，担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主编，直至离休。在杭师院办理离休手续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市委大院报到，开始《杭州市志》的编纂工作。《杭州市志》涵盖从良渚时代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杭州历史，编写量巨大。在市委大院里，我一待就是十年，每日上下班，直到编成1000多万字的《杭州市志》十卷。 岁逢花甲，我又应邀参与了杭州市新闻出版局的审读工作，就是我们这些有文字编辑经验的老同志，对本地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进行审读，定期撰写审读意见和报告。杭州市包括各个县的报纸杂志数量很多，我们每天的阅读量很大，这是一项很“伤脑筋”的工作，只有仔细看才能真正发现问题。2010年7月，我80岁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优秀报刊审读员”，当时全浙江省只有两人获得这一全国性荣誉。 如今，我离休回家，在安享晚年的同时，还写点回忆录，将解放前参加地下斗争和解放初建立、发展团组织的经历撰写成文，回顾自己如何一步步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算是对自己和后人的一个交代。 家风教育清白踏实 我的老伴解放初期是市团工委的干部，和我一起从事青年团工作，也是一位有68年党龄的老党员。1962年，她响应号召，主动提出到工厂当工人，*后以工人身份退休。她在厂里当工人期间，工厂实行三班倒，又正逢老二出生，给家庭带来不少困难。有一段时间，我夜间抱着老二走好几里路到厂里去让老伴给孩子喂奶，来回一个多小时，但我们仍坚守选择，无怨无悔。 家风教育其实就是初心教育、传统教育，也就是不忘初心。这对后辈是很好的教育。回望走过的大半生，我始终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时常提醒自己记得当初入党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建设新中国，没有任何私心。 我认为讲家风，身教重于言教，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们“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人，就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现在的青年学生，首先当然要搞好学习，掌握专业知识，但不能局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