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与传播: 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

简体版序

2019年初这本对我而言延宕已久的书终于面世，2020年下半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告诉我简体版已经进入编校流程时，三民书局也通知我，繁体初版的库存量已经不多，准备要再版了，因此趁着这个机会，一并把繁体初版中的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加以增补修订，唯全书基本架构和论点不变。

二十几年来，研究、教学几乎占满我所有的生活内容，而各种学术活动更成为我寻思往事、系年纪事的坐标。2020年好不容易迎来期盼多年的休假，不料遇上Covid-19全球疫情肆虐，原本配合休假而安排的出国研究、开会等活动，一时之间全数停摆。日子忽然像一列急刹的列车，一下子慢了下来，原本清晰映衬在窗景中的自我忽地消失不见，这时，我才看出了远山近树之别、琼田翠岛之美，注视那些停在平交道上等待列车通过的行人、骑士，才发现他们只是我生命中极为短促的一道风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不懂得他们的人生与苦乐。窗外移动的形体和车厢中的自己，其实是两分的世界，一直以来在快速飞驰而过的窗景中观看的自我，原来只是镜像。

休了假，不能出国，留在台北却意外多出许多时间。7月下旬“中研院”近史所吕妙芬所长邀我在“思想文化史研习营”做了一场演讲，谈“史学史还可以怎么做？”；随后又因人文司人才培育系列讲座，以“知识论域与近代史学”为题，从去年（2020年）9月到今年4月，总共进行了六次演讲。这一连串的演讲都和近代史学相关，准备过程中，我仿佛在慢下来的列车窗景中，体会到窗里窗外两分的世界，当窗外折射的镜像不再，我才赫然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只是坐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中，自以为的“预流”，不过是“物我合一”的镜像。作为史学史研究者的我，竟未能觉察史学史研究从何时开始凋零若此？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照理来说，史学史研究者应该是*敏于时代之变与学术潮流之人，可是为什么我看得出学术潮流之变，却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凋零提不出任何解释？是我太忙、太融入？还是所有的历史研究者都太忙、太融入？当日子慢下来之后，我开始思索这些问题。陈寅恪说这话的时候，显然在一个亟需倡议“新材料”重要性的年代里，但如果是一个普遍重视新材料，却不见得能够相应提出新问题的年代，陈寅恪又会怎么说呢？在学术分科愈来愈细的今天，我们是不是早已习惯在自己的分支次领域找材料、提问题？却毫不在意自己在什么样的框架下认识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又有多少是从既有的研究脉络出发，并持续影响着今天的我们？或者更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只能卑微地期待新材料的出现，或乞灵于国外的问题意识？如果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没能意识到这些问题，那么史学史研究的凋零，恐怕就不只是一个分支次领域的事了。

不过身为史学史研究者的我们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典范长久以来如何制约着我们吗？1926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提及“史学史的作法”时曾经表示：中国人“回头看”的性质很强，常以过去经验做个人行为的标准，所以史部的书特别多。然而“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梁启超这段话看来稀松平常，后来的研究者也没怎么注意，实际上梁启超在似有若无间已将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史书”串成一气，使其前后相连，为的就是要让人感觉不出古今之别。而久处学科体制下的我们，也早已习惯这种“古今无别”的提法，自然不觉得用“专史”去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史书”有什么问题。“专史”是现代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我们从“专史”的角度重理中国史学时，就不可能不涉及旧史的“改造”，而这种改造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梁启超早在《史之改造》中曾毫不讳言地表示，中国古代著述，大多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少有长篇记载，所以事与事之间很难产生联络。而真史当如电影片，前张后张紧密衔接，成为一轴。因此他认为今日之史必须表现出人类活动的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有机能的”“有方向的”。要把原本不相联属的过去，连成整个的、成套的、紧密相衔的历史，可见得梁启超的改造方案实与20世纪以后的史学走向相仿佛，建制化的学科体制和科学史学的概念，一方面把“中国史”建构成一个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共同体，一方面把探讨、描述中国过去几千年史学成就的“中国史学史”塑造成中国历史文化所留下来的史学遗产，两者同具“集体同一性”的表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史学史自始即以一种现代学科的视角，将中国史学视为一个持续发展、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为了探究此一进程和绵延不绝的中国史如何为一代代的史家所记录与书写，历朝历代的史书、史官、史家、史学就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说到底，中国史学史几乎是为了说明中国史的正当性而存在的一门次学科领域。

然而，当历史研究的课题愈来愈多样化、细碎化之后，“大写历史”逐渐失去它的吸引力，各种新兴的研究领域开始关注微观的、日常的、地方的、去中心观的、后殖民的历史，“国史”不再是历史研究的唯一视角，中国史学史存在的合理性也随之动摇，多数学者长年浸淫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去写在CV上的学术专长从“研究领域”变成了“研究课题”，而外在的学术规范也助长了此一趋势。近二十年来的学术期刊评比和各种研究项目的申请，进一步制约了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研究回顾”成了“前言”或“研究背景”必要的栏位。当研究者提出一个个细碎而专精的研究课题时，需要回顾与对话的对象往往也限缩在极小的范围内，以史家、史书、史学为书写对象的史学史便与绝大多数的研究课题断离开来，再无用武之地。可是，此一现象史学史研究者发现了吗？如果史学史研究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此一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史学史研究恐怕真是凋零已极了。

史学史研究需要新的活水，新的视角。*近的思考没来由地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位来系上客座的教授，旁听我在研究所开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专题之后说：“你的课可以和任何一个人合开！”当时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不以为意，多年后回想才知其深意。面对研究趋向的改变和学术环境的变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确需要新的思路与定位。也许我一直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史学史研究者，但长久在此耕耘，总有些不吐不快的想法。有关“新史学史”的具体做法，说来话长，无法在此细述，也许留待来日另文发表。出版在即，借此机会聊记一年多来的想法，同时为慢下来的脚步留下一点印记。

刘龙心 于深柳堂

2021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