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社会逻辑寻绎

**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存空间的社会审视 空间，作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形式，既是人类实践展开的场域，亦是人类生命寄寓的处所。马克思说过，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有形体的”“自然实体”，它“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 每一代新人的生命活动发生在先于其生命降临的“历史自然”的空间中，但人类实践与交往活动、社会关系、精神文化生活，在一定空间展开和持存的同时，本身又作为空间实践、空间事件、物质存在点缀和塑造着空间。这使空间在人类实践中发生着由自然向社会、由物理向人文空间的让渡与转换。此类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在空间方面自然与社会人文的互渗和互生成，要求我们把空间置于两者关系中去认识，在实践基础上去揭示空间社会化和社会空间化的两相性与内在机制。空间作为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是物质地、实践地进入人类社会的。通过实践这一中介联系起来的社会与自然，两个领域之于人的关系具有空间同一性：“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 显然，马克思之谓“狭隘的关系”，就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而言，是一个与自然接触面窄、生产简陋、作用范围小、规模细微、自主性生存空间不展开的格局；相应地，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则是一种交往闭锁、联系简单、活动半径小、组织不健全、主体性不成熟、社会生活不展开的空间状态。人与人在空间中的权益、活动方式、各种交往关系，跟人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和交流，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既双向互动、彼此生成，又具有互凝结、互表征的空间同一性。这两个领域空间关系的对应性，诚如钟情于空间社会学研究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苏贾所认定的：“对空间结构的分析，并不是社会结构分析的派生物或附属物。……确切地说，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离开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就不可能得到理论上的阐述，反之亦然。再者……离开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得到实践，反之亦然。” 这一逻辑，具体地是由空间的社会化形塑和社会的空间化厝置展现出来的。深入揭示其机理，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空间之社会逻辑思想的重要途径，亦能为我们自觉处理当下迅疾的全球化运动、超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中冒出的诸多空间问题，提供理论参验。 **节 空间的社会化形塑 空间的社会化，谓环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空间，经受着人类实践的生产性重构。人类在改变其生存空间物理形态的过程中，依循生产方式的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结构及其运作等方面，对空间展开社会性形塑。例如，商品交易活动对市场、城市、口岸、码头、商会、银行、海关等空间事件的创造与发展；社会管理与政治生活中的阶级分划、机构设置、职能运行、人财物及信息的流转与集散，在建筑、装备、交通、通信等物质设施方面形成的空间物理性生产与社会性重构等，都展现了人类对生存空间的多重社会化形塑。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的活动，它们必然在作为物质运动形式的空间中发生和展开；也必然作为一种物质的空间事件和力量，影响和改变人类生存的空间。人类社会生活及其物质实践，内容丰富，永不止息，它们对空间的筑造和再生产，亦形形色色且不断变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以其特殊的方式生产着空间，形成自身的空间存在方式，具体而实际地改变人与人、社会与自然的空间关系，生成互有特性的社会化空间。 要从哲学上理解社会实践—生活对空间的重构与形塑，必须从社会与空间的实践关系去理解和说明生存空间的意义。马克思有一个总体性理念，即“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是由人类社会实践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必须纳入“关于人的自然科学”之范围去研究，即从人类物质实践和生存的物质环境之互动关系中，去社会地、人类学地揭示自然演变的社会历史机制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 他在探讨和说明空间的社会化现象及其内在机制时，坚持从社会生产力对空间的再生产作用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他首先肯定了空间对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性意义：“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 任何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其劳动不仅要改变劳动对象原来的空间场所、存在的空间样态，甚至内部的空间结构，才能制成产品；而且，他实施和完成这些生产作业，总要借助一定空间区位，作为实践的场所，同时作为活动交换的舞台，以便于实施生产行为。这既使其生产实践影响或重塑空间，又作为空间事件直接生成空间，并且接受空间对自身的制约。生产实践多方面地赋予其直接关涉的自然空间以生产要素的社会属性，推动它向人类活动域生成。 然而，社会的生产力对空间的再生产，如同它生产任何产品那样，不能脱离生产关系。人们推动生产力作用于自然空间及相关物质对象、制造相应产品的过程，受生产关系的制约，按照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交往方式进行生产，将实践的社会属性、形式烙在空间生产及其产品上面，追求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在空间产品中实现。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维，始终关注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化营运问题，他以强烈的现实感且不无实证地指出：“空间实践只是通过它们开始活动于其间的社会关系的结构才会获得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功效。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空间实践变得充满阶级含义。……空间实践呈现出特定的含意，这些含意被调动起来，并以特殊方式通过阶级性或其他社会实践而被投入空间中。” 这种经由生产实践造成的社会存在，其意旨与空间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素以存在主义的深刻思考著称，他在诠释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同时，从未忽略存在的空间性研究，对空间与人类生活尤其是筑造、栖居之关系更具独到见解。他认为：“空间……意味着为定居和宿营而空出的场地。一个空间乃是某种被设置的东西，被释放到一个边界中的东西。边界并不是某物停止的地方，相反……边界乃是某物赖以开始其本质的那个东西……因此，诸空间乃是从诸位置那里而不是从‘这个’空间那里获得其本质的。” 质言之，他认为，社会事物及其主体的处所、位置、地位，直接就是其空间的实质所在。文明人类的生活空间，形成于人类的诸如建筑一类改变自然空间样态的筑造中。“由于筑造建立着位置，它便是对诸空间的一种创设和接合。由于筑造生产出位置，故随着对这些位置的诸空间的接合，必然也有作为spatium和extensio的空间进入建筑物的物性构造中。” 此处，海德格尔以其哲学的思辨揭示出了一个基本道理，即任何人的生存空间之具体格局，都是由人类在其中进行的筑造活动，措置的具体事件、物象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它们的空间存在方式，折射着人的社会存在—栖居的本质意蕴。人社会性地生存于空间中，使被这种生存所生产的空间也有了社会性。 现在，我们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空间生产的思想中加深理解的理念是，人类在对空间之物理性的改造或再生产过程中，如何使空间的生产烙上人类学、社会化的印记，使空间的生产如何成了空间的社会化形塑。经典文献提供的证据表明，马克思是依据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给空间之双重再生产的分析出发，去进行空间社会化重构现象之解析的。在谈到工业革命改变人类劳动的空间形式时，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大机器生产力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之历史与逻辑的起点，就在于它从生产力方面实现了自然力代替人力、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科学技术代替生产经验的逻辑演替，并且在劳动方式上以工厂制取代手工作坊。生产力这些变革，在空间上要求生产资料集中、工人集中、资本集中，*后是生产管理权的集中，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起步。生产要素的空间组分及其结合方式的改变，既是机器生产力对空间的物理性形塑，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空间的社会性重构。马克思依据这种空间社会化的逻辑，从工厂制的空间组织形态、劳动场所的野蛮状况，到资本的广泛集中及其对人的普遍异化等方面，进一步阐释了工人的阶级属性及其空间苦难的内在关联：“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他的领土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土，而是地下若干英尺。” 在这里，马克思打破工人生存空间之自然的、地理的、民族方域的划界，而从工人阶级之社会属性、经济属性的普遍意义，去分析其生存空间的构成机制和特征，具体地强调了工人生存空间的阶级性、社会性形塑和“没有祖国”的世界无产者性质。他为我们理解空间社会化现象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致思路向：人类生存的空间秩序形成于空间的社会性生产，各种空间结构既为社会所建构又建构着社会，我们要从生存空间的物理性形态和社会化意义的结合上，去考察与澄清相关问题。基于此，梳理和诠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空间社会化的论述，我们能够从以下视角得出许多有益的理念。 一、城乡迁转的空间构建 马克思曾经以城乡空间变迁为标识来界定人类历史的分期：“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如古希腊城邦—雅典、斯巴达，腓尼基城邦—泰尔、西顿，玛雅城邦，古罗马城邦等—笔者注），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经济结构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这在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期学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它既不同于按社会阶级结构分期的历史“五形态”传统说法，又不同于按人在依附与自由之关系变构中自主状态的“三形态”人学说法，而是以人类生存空间的城乡建构形态来划分人类历史。仅此一点足以证明，马克思极其关注和高度认可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物质实践的不同状态对生存空间带来的不同的生产、构建和形塑，以致人们可以从生存空间的形态去判定历史发展的分期。如果说，社会化的空间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形式和实践结果，那么，从城乡迁转的空间变换去审视和界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期，自然是一种充满历史辩证法睿智的创见，具有学理与现实相一致意义上的科学性与合法性。马克思的见解，除了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外，还革命性地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彰显着一种辩证否定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由古代城邦国家“城市乡村化”的社会，到城乡相统一的亚细亚社会，然后到城乡对立的日耳曼社会，再到“乡村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后自然要走向城乡差别消失的共产主义社会。要对马克思这种从人类生存空间的转型去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学理做出详细说明，自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济事的；但对空间巨变的现代工业社会—乡村城市化的一个时期做出简要分析，从中检索和说明马克思关于空间之社会化形塑的理念，同时揭示城乡空间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依据，则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马克思提出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灼见，完全建立在对大工业生产实践给人类生存空间带来城市化形塑之历史事实基础上。 大机器工业生产力，“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它使城市*终战胜了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