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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艺术经典图书馆:25.拉斐尔前派  (彩图版)

彩色艺术经典图书馆:25.拉斐尔前派 (彩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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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535694911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8开
  • 页数:128
  • 出版时间:2021-09-01
  • 条形码:9787535694911 ; 978-7-5356-9491-1

本书特色

费顿出版社畅销数十年的艺术入门读物 简明勾勒拉斐尔前派的发展历程 深入剖析拉斐尔前派代表艺术家的艺术成就 ◎快速了解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的历史和代表性艺术家的代表作品。 ◎批判性介绍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艺术理念的发展之路。 ◎精选拉斐尔前派代表作品48幅,从艺术技法、灵感来源、创作背景等方面细致解读具体作品。

内容简介

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成立于1848年,是维多利亚时代重要的艺术流派,其主要成员包括但丁·加百利·罗塞蒂、威廉·亨特、约翰·米莱等。这些艺术家热衷于拉斐尔和文艺复兴盛期之前艺术,反对学院派的传统训练和当时盛行的艺术风格,力主革新艺术观念。 本书勾勒了拉斐尔前派运动的来龙去脉,详细介绍了拉斐尔前派运动中的代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并对拉斐尔前派的创作提出了犀利的批评。简明的导论加上具体的作品分析,为读者快速了解拉斐尔前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节选

拉斐尔前派概览(节选) 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一位动物标本剥制师的精湛力作——《开茶会的(The Ermine’s Tea Party)——在诸多展品中脱颖而出。一张盛放着微型茶盘、蛋糕架和茶杯的桌边围坐着一群被制成标本的动物,它们像人类一样拘谨而又彬彬有礼,脸上带着谦和的笑一只貂正为另一只倒茶,一只貂递过糖罐,还有一只正面对着那盘美味的蛋糕表示迟疑。从公貂毛茸茸的胸前垂挂的表链,到母貂身上麻纱镶边的衬裙,一切都栩栩如生。整幅作品堪称现实主义的杰作。时值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成立三年后的1851年,现实主义思想正在英国盛行。它无处不在,不仅体现在艺术家和手工艺人用双手创造的一切都完全遵循自然主义原则—即和大自然越像越好(出现在万国工业博览会上的风信子状黄铜窗帘钩和配有玉米状手柄的面包刀便是明证)—也体现在维多利亚女王宫殿里朴实无华的室内设计、桂冠诗人丁尼生如新闻报道般的灵活文笔,以及亨利·梅休伟大的社会调查《伦敦劳工和伦敦贫民》(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1851—1862年)的出版上,后者打算写就一本关于“大都会的工业、贫穷及罪恶的百科全书”。19世纪中叶,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依靠着现实主义(或者说维多利亚时代对真相的信念),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称心如意、发展迅速的十年。这一转变,从一方面来说,创造出了如《开茶会的貂》这般牵强附会的写实作品,把现实主义扭曲为对生命的拙劣模仿。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促使诸如约翰·罗斯金、约翰·埃弗雷特·米莱、威廉·霍尔曼·亨特和威廉·莫里斯等人将符合科学时代精神的自然主义精确性注入自己的作品,创作出与同辈及前辈艺术家们那多愁善感、模棱两可、假扮艺术的产物截然相反的作品。对促成了万国工业博览会举办的艾伯特亲王来说,艺术是“介于宗教和卫生之间的东西”。但对拉斐尔前派运动伟大的倡导者兼捍卫者罗斯金来说,艺术远远不止如此。“艺术家在这世上的全部职责,”他激动地说,“是成为一个去观察、去感受的人。”这是战斗的号召,是要求艺术家不要把自己只当作室内装饰师或工匠而已;在一个正迅速被生硬地分割为“工作”和“休闲”、“手”和“脑”、“盈利”和“亏损”的社会中,艺术家应负责表现生命的完整和统一。他也要求拉斐尔前派成员—其中六人在兄弟会成立之时是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学生—贡献自己青春全部的热情与纯真。 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成立于1848年秋。正如威廉·迈克尔·罗塞蒂1901年的文字记录,兄弟会成立的目的不甚明确,仅仅是“包括画家和作家在内的艺术家应当致力于弄清并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并应当根据对自然的直接研究进行创作,和自然保持协调一致”。在兄弟会的七位创始人之中,只有三位是正经八百的画家:威廉·霍尔曼·亨特(1827—1910年)、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1828—1882年)和约翰·埃弗雷特·米莱(1829—1896年)。其他创始人包括詹姆斯·柯林森(1825—1881年),他对高派教会的支持*终导致他皈依天主教、退出兄弟会(图2);托马斯·伍尔纳(1825—1892年)是兄弟会中唯一的雕塑家,他1852年移民澳大利亚去金矿淘金,两年后回到英国,成为一名小有所成的传统雕刻家,以雕刻肖像纪念章和纪念群像为生;弗雷德里克·乔治·斯蒂芬斯(1828—1907年),作为一个天资平平的画家,他很快放弃了绘画事业,成为(大学学院公学的)艺术教师兼《雅典娜神殿》杂志的艺术通讯记者(图3);还有威廉·迈克尔·罗塞蒂(1829—1919年),他是但丁·罗塞蒂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兄弟,平凡又务实,尽管创作才能有限(他是兄弟会中唯一从未上过艺术院校的成员),却作为兄弟会中勤勉的秘书兼历史学家,为拉斐尔前派运动带来了可观的批评及学术能力。 一天傍晚,所有团体成员来到米莱位于高尔街83号的家中小聚,欣赏一本对开本画册,里面收录了卡洛·拉西尼奥(Carlo Lasinio)根据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在比萨公墓的湿壁画创作的雕版画作品。这些版画的形式特征让他们欣喜不已—扁平、没有阴影的区域被干脆利落的轮廓线包围起来,看不到半点传统的文艺复兴透视法则。他们觉得,这些特质是一剂解药,正适合用来对抗当时学院派创作中的一切无趣与夸大。学院派仍植根于首任皇家艺术研究院院长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在著作《艺术谈话录》中奠定的原则。雷诺兹对盛期文艺复兴绘画—从拉斐尔时期的蓓蕾初开,到17 世纪北方意大利画派的繁花怒放—的崇尚造就了一群沉闷的英国画家,他们对强烈的明暗对照、金字塔构图、矫揉造作的姿势、随心所欲的笔法和标准的意大利式风景(图4)的把握可谓驾轻就熟,却完全脱离了这种作品的*初起源的思想历程。他们好似用外语写作的拙劣诗人。精确而敏锐的15世纪艺术—至少是拉斐尔前派从比萨公墓的湿壁画中看到的15世纪艺术—将这一虚浮的传统拦腰斩断。这让人想起罗塞蒂崇拜的威廉·布莱克对其在鲁本斯、伦勃朗和雷诺兹的画中看到的肥肉赘生的形体的鞭挞。“污秽”,布莱克这样形容它们。他主张用“正直的韧线”作为利器,清除这些污秽。 因此,拉斐尔前派将拉西尼奥笔下刚毅的线条看作一种矫正方法。但讽刺的是,拉西尼奥的雕版画原本是对15世纪的湿壁画原作的复制。这种讽刺深深地铭刻在拉斐尔前派的艺术追求中,和拉西尼奥画中的轮廓一样清晰。正是这些复制品促成了这个以“创作时毫发不遗,一切必师法自然、摒弃他物,以寻求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为傲的艺术运动。就这样,含糊不清这个特征将一再出现在拉斐尔前派运动的历史记载中。比如,在刚开始的时候,兄弟会的成员人数被有意限制为七人。这并非因为创始成员们天赋异禀,找不到其他人选扩充队伍。这条规定是为了保持其神秘性而特意制定的。这个想重新定义现实主义、让艺术界重获信仰的团体也坚持要获得特殊待遇—他们想成为一个独握打开一切现实的钥匙的小圈子。罗塞蒂尤其偏爱这种带有象征意味的姿态。在他*早刊发的诗作《蒙福升天的少女》中,天女的秀发上饰有七颗星星,手中握着三朵百合花。罗塞蒂作为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的一员,创作的**幅油画是《圣母玛利亚的少女时期》(彩色图版1),他在画面背景里画了七棵柏树,就在象征圣灵、身后有光环的鸽子的右侧。罗塞蒂称,画这些树是为了再现“痛苦七端奥迹”。其实,他恐怕混淆了“圣母七苦”和“痛苦五端奥迹”,但这不过表明他更专注于将宗教作为审美默祷对象的外在形式,却不太在意那些象征符号的意义和宗教仪式的具体形式。 既然决定将成员人数限制为七人,兄弟会大约也有意将自己比作七眠子——这些神话中的早期基督徒为了躲避罗马皇帝德西乌斯的迫害,躲进山洞里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两百年之后,彼时罗马帝国已皈依基督教。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以七眠子自居,其相关性并非牵强附会。要是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是由一群一本正经的艺术家和作家成立的,其目的也无非是想用比前辈更自然的方式表达自己,那他们就和其他“回归自然”的团体无异了。从17世纪意大利的卡拉瓦乔主义者到20世纪纽约的垃圾箱画派,文化史上遍布着这样的团体。但拉斐尔前派源自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寻求表达对生命完整性由来已久的渴望,那时,浪漫主义时期闪闪发光的人物—拜伦、济慈、雪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司各特、透纳和康斯太勃尔—已星光陨落,留下一众黯淡角色。“情感的统一,”约翰·罗斯金在1837年(当时的他才18岁,还是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高级自费生)这样写道,“是好品味的首要原则。”而拉斐尔前派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情感的统一”,它将艺术鉴赏力与生命的道德基础及想象力基础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希望,只要将他们在早期意大利绘画中看到的朴素的虔诚纳为己用,并把它和那些画中整洁的造型—精细的轮廓线、扁平的形体、写实的准确度—结合起来,就能和绘画大师一样,创作出真心实意的作品。但在这条道路的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个巨大的陷阱,它将导致拉斐尔前派的艺术主张分裂为两个发展方向。这种含糊不清的特征可被视作拉斐尔前派的艺术主张的两个侧面:其一是对自然信息进行一丝不苟的详细记录,其二是对古老的史学资料进行浮光掠影的呈现,给人留下传奇故事的印象。事实上,这看似水火不容的两个侧面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技艺总能回溯到形而上学”,萨特这样写道,而中世纪时期的形而上学究其本质,与神圣密不可分。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有双重意义—宗教意义和世俗意义。比如圣髑有超自然能力;在驱魔仪式上,划十字可以驱除恶灵;说出的话语能够诅咒、祝福或赦免,也会有意想不到的神奇能力。同样,这种双重意义和生活中神学之外的部分也息息相关。从*卑微的花朵到*细小的碎石,万物皆饱含神圣的意义。它被视为天堂的神圣秩序在形式上的体现。因此,当时的艺术作品将实物、象征符号及意念三者合而为一,有着与生俱来的完整性,这种令人满意的统一让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艺术家钦羡不已。但妒忌归妒忌,他们是无法再现这种协调一致的。在中世纪艺术家描绘现实世界的画中,有形的世界和隐秘的精神世界不会相互矛盾。然而,维多利亚中期的艺术家面临的情况是,在新教和机械科学的双重遗产共同作用下,精神与物质被成功地分离了。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现代生活的现实和人类*深刻的价值观所在之间的鸿沟变得如此宽阔,原本飞架在二者之间的桥梁—艺术和宗教—显得短得可笑。因此,拉斐尔前派的艺术家们注定只能把来自中世纪世界的形式当作晾衣架,可以在上面晾几件“花衣裳”,或几条晦涩的信念。往好里说,它能为切实可行的考古重建提供骨架结构;往坏处说,它是乔装打扮的“沃德街的中世纪主义”。罗斯金在其专著《天空的女王》(The Queen of the Air)中指出,神话只在相信它们的年代才有说服力。不过,是法国人,而非英国人,让那个年代出现的主要新兴符号—如黑色长外衣、礼帽、大街和跑道—正式成为现代生活的常规内容。“对成人来说,”卡莱尔如此断言,“现实是唯一真实的浪漫。”拉斐尔前派对现实的还原体现更多的不是不诚恳,而是不成熟。

作者简介

[英]安德烈娅·罗斯(Andrea Rose),曾供职于伯明翰美术馆,英国文化协会视觉艺术部负责人。 北寺,自由译者,纳西族,出生于云南昆明,现旅居澳大利亚。先后在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卫斯理学院和伦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学习艺术史。译有《这就是莫奈》《这就是达·芬奇》《艺术史中的关键时刻》《女性艺术家》,及“费顿经典”画册《波提切利》《维米尔》《拉斐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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