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评论第34辑

主编笔记 对全球化要有整体观认知 张蕴岭[1]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突出特征。世界已经融为一体，各国利益相互粘连，人类命运相依，这个大趋势，不仅不会减弱，还会进一步增强。全球化包罗万象，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安全、国际关系等，尽管国家是本位，但无论是利益，还是运行和治理，都不只限定在一国之内。尽管各国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之度外，因此，认知、参与和应对全球化，需要有整体观。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心，发展广泛而深入。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直接的利益，受益者众，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参与其中。市场开放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推动力来自国家、企业及个人的意愿和努力。从国家来说，通过实施开放发展战略，引进来，走出去，可以实现加快发展的目标；从企业来说，通过从事国际化经营，获得拓展的市场和要素实现受益*大化；从个人来说，市场开放提供更多的选择，可以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利益。 然而，市场开放下竞争与获益的原则是勇者、能者胜，由此，会带来区域、企业以及个人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和财富的积累向优势地区、企业和个人集聚，全球化越是发展，失衡的问题越会放大。市场本身是缺乏自动纠正机制的，如果各个角色不采取有效措施，失衡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发展与社会的问题。 实践中，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一向是一个难解之题。就一国而言，实现均衡和包容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与政治问题。任何政府，特别是当政者，都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就世界而言，如何实现平衡与包容发展，也是一个大的难题。联合国制定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动员各国采取切实可行的计划与行动，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政府在实现包容发展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企业所承担的责任也很大。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是受益*大化，因此，会千方百计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效益。但是，企业不能只考虑收益，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如果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而做出有损于公共利益的行为，比如排放污染物，破坏生态环境等，就是不可容忍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核心的问题是对社会负责，不仅要守法经营，而且要对促进社会公平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释放正能量，而不是相反。20世纪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制定了《跨国公司行为准则》，此后，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的介入使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的必修课。 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失衡问题，使得反全球化的舆论、公众运动和政治力量得势，形成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浪潮。在此情况下，政府、企业和公众从不同的角度对基于“放任的全球化”认知进行修正与调整。人们认为，新的趋势是转向“有选择的全球化”。至于选择什么，如何选择，那要看各方利益和力量的博弈。 全球化越来越讲政治，或者说受政治导向。新冠肺炎疫情把政治推向高点。比如，当疫情使社会对医疗有关的产品需求陡增，但发现本国生产不能满足需求，大多数供给来自海外，特别是集中在少数国家时，政府就不安了。从效益上说，尽管从事国际分工和构建产业链会更好，但政府还是担心市场供给不能及时和充分满足需求，更为担心的是会受制于对方，从而危及国家与社会的安全。在此情况下，各国政府都把安全放在突出的位置。为保证供应安全，大都采取措施，提升国内生产能力，把保障基本供给作为政治首选来进行定位。安全政治导向也扩及其他许多领域，鉴于此，分工和效率会让位于安全政治，有关发展安全、供给安全、社会安全等安全政治议题高居榜首，占据了政治话语的突出位置。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全球化政治导向凸显。美国曾是全球化的推手，无论是理论导向，还是政策导向，都发挥着引领的作用。然而，如今风向转变，美国把政治导向放在突出地位。特朗普当选执政后，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政策，明确提出信奉“爱国主义”，反对全球主义。他执政时，我行我素，任性地对他者进行贸易、科技单边制裁，退出多边机制与国际条约，推行贸易、技术“脱钩”，等等，竞争政治被置于突出地位。拜登当选总统后，尽管改变了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方式，但在讲政治方面，只是换了个方式。拜登强调的“多边主义”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通过组建战略政治圈，孤立竞争者，实现维护和加强其优势地位，击垮对手的目的。美国国会通过的旨在加强与中国展开全面“战略竞争”的重大法案即《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更是把政治斗争推到了巅峰。 这样，“有选择的全球化”的核心导向是战略政治，“有选择的全球化”下的“有选择的开放”使全球化的特征与走向发生重大变化。重要的是，基于“战略竞争”的政策并非只是单向的，一方行使制裁、遏制、封堵等，都会引起对方的对应性反应，从而引发相互采取措施，使得政治的因素被多重放大并加重。 全球化的重要体现是气候与环境综合变化，是人类当今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威胁。科学证明，气候与环境综合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特别是遍及世界的传统工业化有关。二氧化碳的累积排放导致气温升高，污染物排放导致空气、水质恶化，人类不适当的生产、消费等活动导致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所有国家、企业、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应对挑战和威胁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人类不仅要对自身负责，也要对世界负责。全球化使各国的生产与生活通过各种方式相互链接并交互影响。比如，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是把过时的技术、生产工序向外转移。由发达经济向不发达经济转移是符合效益规则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常态，但这也正是污染物排放多重放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面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无论从责任，还是从道义上，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按照传统的认定，一家企业在后进国家投资建设使用老旧技术的火力发电厂，算是帮助后进国家发展，因为以低投资成本解决了当地的用电问题。但由于增加了废气排放，是与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去碳化责任相违背的。 当然，这里有后进国家的发展权问题。后进国家不可能一步进入高技术的台阶，更承担不起高投入的负担，如何来解决这方面的矛盾，也是一个难题。基于全球的责任，在承担减排责任上，《巴黎协定》规定了“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明确了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 一个有效的办法是更加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企业转让新技术，与用于援助后进国家的安排联系起来。比如，中国倡导与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经济体，如果能与落实《巴黎协定》有关减排的目标结合起来，与各国的碳中和实施计划结合起来，与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就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推动全球化调整的一个新因素。本来，相互依赖的世界运转正常，疫情下各国所采取的相互隔离措施，导致产业链断裂，使正常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停滞，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更加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安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基于市场规则的经济全球化的短板和基于效益的国际分工、供应链的脆弱性。任何事物都有另一面，平时往往不注意，或者难以看到另一面，而新冠肺炎疫情让另一面凸显出来，让人们认识到全球化的另一面，从未来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是给人类的警示和提醒。 从现在的调整看，在国家层面，除重视本国的安全供给保障能力外，还对外资的进入，特别是并购本国涉及核心竞争力与社会公共安全的产业，加大审查力度。值得重视的是，在今后的发展中，以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与政治安全为导向的“保守主义政治”将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就企业本身的经营而言，把保障供应链的安全放在突出的位置，同时，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企业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国内政治与海外当地政治的运作。在社会层面，公民对市场开放的取向也发生变化，会更关注当地就业与自身受益，要求政府限制外来资本、外来人口流入等；在有些方面，可能会与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合流。 从大趋势看，全球化已经是全球运行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经济全球化是基础，但是，经济、政治、安全，开放、竞争、限制越来越搅和在一起，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都越来越需要具备整体观、综合观和大局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当然，也要看到另一个新趋势，即新技术发展将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全球扩张力非常强大，基于新技术的全球空间型网络，全球云调度供应链，无所不包的物联网等，将分散的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连接在一起。基于智能网络的全球化，其突出特征是大数据、大平台，以及超国家构建与运营。在这种新全球化中，经济、生态、环境、气候变化之间，以及政治、社会安全之间的联动性很强。 新全球化可能更会加强资本的集中，财富向少数大集团、个人集中，从而导致新的不平衡。因此，这要求对以新技术为支柱的全球化进行有效的管理，否则，会导致新的反全球化运动。目前，国际社会推动新规则的主要努力导向是更有利于信息、数据的传播、拓展，但所涉及的相关安全、垄断、规避管理等问题也越来越引起重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已经通过并生效，主要是针对公司、机构对数据的垄断和滥用。尽管如此，应该说，这方面的治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尚缺乏有效的治理方案与法规。 [1]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