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修辞——西方宣传话语的哲学批判

▌特权群体的自我正当化 我将指出某些在民主上尤其成问题的意识形态信念。我并不是弟一个指出这些信念在民主上有蕞大的问题的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第五卷第二部分中提出了革命“普遍而主要的原因”。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梳理出了两种原因。弟一种是：“当人们感到自己与那些所得比自己更多的人是平等的，从而产生出对平等的追求。”第二种是：“当人们自认高人一等，而自己的所得并不比他人更多，而是相同甚或还更少，从而产生出的对不平等或优越地位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指出，上述说辞不过是些“疑似正当的借口”。对于不正当的革命而言，“要么是地位较低者为追求平等而造反”，要么是“平等者为使自己高人一等而造反”。亚里士多德揭示出的关于不正当革命的两个“普遍而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所要讨论的在民主上成问题的、有缺陷的意识形态信念的两个例证。这些便是源自实质不平等条件的、有缺陷的意识形态信念（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意识到的）。本书的论点并不新鲜。 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相信：人类天生在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且让我们假定事实如此，并考察缘于某些原因而并不卓越的一群人。结果，这群人便将面临资源匮乏。指导他们一生行为的社会脚本是，一辈子都有温饱之忧。他们不愿意将人生的失败归咎为自己的无能，因为这会伤害他们的自尊。于是，他们不再将这种命运归咎于自己，而是转而将一生的困窘归结为他们身处其中的资源分配不公的社会。然后，他们便发展出一套有缺陷的意识形态信念：那些发财的人都是非法致富。 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富人们都合法致富，那么对那些信奉有缺陷的意识形态信念的人而言，即便他们明知道富人合法致富的证据，他们也还是难于放弃他们那套意识形态信念。例如，即便看到“如果选择得当，每个人实际上都能成功”的证据，那些人还是会认为这种证据不足为信，从而加以否定。放弃这种意识形态信念，会迫使他们承认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自己的挣扎境地也是自己的错。他们因此对统治阶级充满了嫉妒与愤怒的情绪。嫉妒无法辩护，却如此真实。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所举的例子属于第二种：那些控制社会物质财富的人们的自我正当化。这也属于有缺陷的意识形态，后者的意义我将会予以阐述。我所给出的例子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公所作的粉饰。现在我们考虑一下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南方的一个富裕之家，一家人世代居于农场，农场物产丰硕，一家人衣食无忧。这家人占有一大批奴隶，奴隶们要么在农场没日没夜地干活，要么在家中殷勤伺候。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子弟，自幼便期望：奴隶们一日三餐要给他们这家人做饭，打扫屋子，带孩子，还要到种植园去干活，不竭余力地为这家人的生活而效劳，还要为这个家庭的子子孙孙效劳。 我将把这个家庭的意识形态，视作指导这家人社会生活的信念，视作他们借以建构周遭现实的概念。作为他们意识形态构成部分的信念包括：（1）奴隶们要为他们做饭；（2）奴隶们要为他们清扫屋子；（3）奴隶们要下地干活，采集棉花，拿到市场上卖钱，作为这个家庭的收益。这些就是构成这家人意识形态的信念。恰如哈斯兰格所指出的，这些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强化社会实践的、社会生活的再现”。正是由于他们理所当然地期望他们无需劳动也能吃到饭，他们便不下厨就到餐厅去坐享其成了；正是由于他们期望奴隶们该去清扫屋子，于是他们便根本不做任何家务事，就心安理得地到内室去休息了；正是由于他们相信奴隶们该下地干活，于是他们自己便可以待在室内，而无需锄禾日当午。上述信念就是解释他们日常行为的根据。我至少暂时会把这些信念当作他们的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对这个特殊之家的意识形态有了一些认识了。我将进而解释，他们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将会纳入和催生一些信念，而这种信念将会阻碍他们认识身边的社会世界。 这家人世世代代靠奴隶劳动而维持生活，进而发家致富。如果奴隶制是不公正的话，那他们的财富便是不当得利。进而言之，他们的祖辈们，包含他们自己的父母，都是依靠奴隶制基础上的剥削而发财致富的。因此，如果奴隶制存在深刻的不公，那他们的直系祖先便是罪孽深重的恶人。如果奴隶制存在深刻不公，那他们所习以为然的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舒适的贵族生活，便也是不正当的。 人们很难将自己的父母视为邪恶之徒。人们也很难考虑放弃已经享受了一辈子的习以为然的奢华生活。因此，显而易见可以预料的是，拥有种植园的这家人，基于他们那套意识形态会产生如下信念：要保护自身的利益，“奴隶制是不义的制度”这种说法是不可接受的。可以预料，意识形态会使得这家人相信，奴隶们天生懒惰，因此需要通过奴隶制而给奴隶灌输一套他们生而没有的工作伦理。我们还可以预料到的是，奴隶主们所持的那套意识形态使他们相信，奴隶们由于文化习俗以及遗传的缘故而不能自我管理。我们还可以预料，奴隶主们会相信，奴隶们天生倾于暴力行事，时刻威胁他人，因此需要对他们严加惩罚，防止危害社会。还可以预料，出于对奴隶的所有这些信念，奴隶主会相信，奴隶制是公正的，是奴隶的固有本性所要求的。 奴隶主一家人的意识形态，可以被认为是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再加上指导他们实践行为的信念。这包含他们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日常期望：房屋清洁、饭菜可口而无需劳作；收入可观而无需流汗；等等。这些期望促使他们将这些期望正当化。他们理所当然地责令奴隶们给他们做饭、打扫屋子、带孩子、在烈日下劳作，因为黑奴们生性懒惰、缺乏自控力，且可能威胁社会。于是，奴隶制不仅有益于社会，还有益于奴隶本人。哲学家克里斯托弗·J.勒布朗（Christopher J. Lebron）将上述期望称作“正当化迷思”（legitimizing myths）；“借助这种期望，那些上升阶级便借此赋予自身以积极的社会形象，而将其他人……描述为：他们只配那种低劣的身份。若无正当化迷思，等级制度只不过是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反之，由于有了正当化迷思，优势阶层与劣势阶层之间的等级制便变得根深蒂固，而他们之间的阶级区隔也由规范所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