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大学——大师们的求学记忆(1912-1937)

当年北大校园里的“扫地僧” 新闻里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励志故事：学校保安利用业余时间旁听学校课程，*后通过考试取得学位，在大城市谋得一份安身立命的体面工作；食堂师傅受到大学生影响，在学生和老师的帮助下苦学外语，*后通过四六级考试，甚至取得托福高分。这些身份不同却同样求知若渴的身影在曾经的北大校园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偷听生”。他们身上散发着克服万难、凿壁借光的学习热忱，在他们中间后来走出了不少知名人物，不妨通过他们的故事来看看北大校园中曾经活跃的另一类群体，感受下课堂内外的世间百态。 第三类学生：“偷听生” 冯友兰先生回忆，按当时的说法，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了许可；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 正式学生自不用解释，“旁听生”这样的身份在当时也不少见。翻译家杨绛当时原本已就读于东吴大学，但她不喜欢原来的专业，经朋友鼓励准备投考清华。由于错过了当年的考期，她初到清华时，便是借读身份，经过一年旁听课程和正式考试，隔一年才正式考入清华。而杨亮功（后为知名教育学家）初入北大时，因错过考期，也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在北大学习的。他们旁听多半是为了方便在学校准备复习应考。 而课堂上还会有一些未选课却跑来听课的学生，这些校内或校外的学生，便是“偷听生”了。季羡林在清华就读时就曾广泛听课，慕大师之名，他曾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诸多先生的课，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受欢迎的情况。不过在冰心的课堂上却碰了一次壁。当时冰心在文坛已颇有文名，慕名而来听她课的学生坐得满满当当，**堂课上冰心便威仪俨然地对他们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 “偷听生”听起来似乎不那么登大雅之堂，不过据千家驹回忆，这里的“偷”，并非偷偷摸摸的意思，也不含有歧视或侮辱的意义，与正式生不同的只是他们不得参加学期或毕业考试，也无学分可得。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学生并不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受到差别待遇。所以“偷听生”虽然不是北大正式注册在籍的学生，但在北大的校园里，他们几乎与学生平分天下。课堂里有他们的身影，图书馆里他们在苦读。 马叙伦曾对校长蔡元培说，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北大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 热心平民教育的蔡元培听了很是表示赞同。于是敞开的北大校园给这些“偷听生”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慰藉，而“偷听生”们的活跃也成为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北大开放包容的校园精神做了一个*好诠释。 偷听生的聚集地：“拉丁区” 初看这一标题，或许会让人有些困惑，稍做解释一下，这里的“拉丁区”是指在当时北平北大沙滩周围的一块区域，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住户，便是北大的“偷听生”。 胡适曾在《独立评论》上写过专文《北平的“拉丁区”的短记》，这里面对“拉丁区”有这样的介绍：有人说，北平的沙滩一带，从北河沿直到地安门，可说是北平的“拉丁区”。在这里，有许多从各地来的学生，或是准备考大学，或是在北大的各系“偷听”，或是自己做点专题研究。 这些慕名而来的学生往往经济上并不宽裕，他们有的没有固定职业，有的靠打零工维持基础的生活。散文家钦文当年就是个失业的小学教师，他交不出学费，也负担不起连续读书。翻译家金克木当时只是个自学青年，没有工作，只能靠向各报刊投稿写诗拿点微薄的稿费来维持生活。 缺乏稳定经济来源的他们无法负担高昂的生活开销，在他们聚居的“拉丁区”里，物质条件显得相当局促：不干净的毛房，雨季从墙里面往外渗的霉气，每天早晨你得拉开嗓门洪亮地喊“茶房！打水！”。这些小公寓通常是一个不太大的四合院，院中种上点鸡冠花或者牵牛花之类，甚至有时有金鱼缸，但多半是并不十分幽美的。东西南北一间间的隔得自成单位，里面一副铺板，一张窄窄的小书桌，两把凳子，洗脸架，运气好也许还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砖，墙上深一块淡一块，裱糊着发了黄或者竟是发黝黑的白纸，衬着那单薄、残废、褪色的木器，在16支灯光下倒也十分调和。公寓的钟通常比学校的快半点，这样，老板娘夜间好早点关电门。小小的房间，不亮的灯光，拥挤、潮湿、幽暗，或许是“拉丁区”里日常生活的写照，但并不妨碍这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 虽然这里的居住条件相当艰苦，但优势在于生活费用低廉，而正是这一点打动了那些囊中羞涩却一心向学的青年的心。“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茶水、电灯、用人，一切在内。吃饭，除附近的便宜小饭馆外还有*便宜者，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一顿。”另一个突出的优势则是它邻近北大和北平图书馆，那正是读书人向往的天堂。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浴室和球场，更有北大之门随时向人敞开着，使“拉丁区”成为求知者念念不忘的乐土。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而**重要的是他们能有机会听到北大名师的课，一睹名师风采。 搭上“末班车”的幸运儿 “拉丁区”里这些怀揣梦想的“偷听生”们为了求知的心愿而聚集到了这里，在这些“偷听生”中后来也走出了不少的大家，其中有个幸运儿通过他的努力搭上了一班“末班车”，改变了人生境遇，那就是后来著名的哲学家、翻译家金克木。他在《末班车》一文中回忆，正是在北大的沙滩红楼，他无意中搭上了人生中的一班“末班车”，那是外国文学系法文组的一个班， 而他还是个“无票乘车者”，不是学生。由此开始了他“和外国文打交道”的经历，“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 年轻时的金克木刻苦自学法文，在同学的推荐下来到北大听课。他去北大外文系法文组法籍教授邵可侣先生的班上听课，学习法文发音。在法文阅读课中，每次布置作业，总有一份完成得很好、非常正确和详尽的作业答案交上来，但从来没有写过名字。这引起了教授邵可侣的好奇，他很想知道这个学生是谁，于是有一次他特意改变过去发还作业的办法，在下课前自己亲手发到每个同学手里。*后他终于找到了这份作业的主人，那是个坐在教室后排的瘦瘦的青年人。当金克木怯生生地，而且十分歉然地说他不是外文系的学生，也不是北大的学生，而是校外来旁听的时候，邵深受感动，立即把自己的住址写给他，约他下午到寓所详谈。 经过详谈，邵知道金克木是一个自学青年，当时也没有工作，只是向各报刊投稿写诗拿点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为了自学法国文学，金克木才来到北大旁听法文课。邵可侣先生非常同情金的处境，也深为他的苦学精神所感动，随即叮嘱他安心继续听课，并拿出几十元钱给金作为生活补助，请金每周来一两次帮他处理一些文字工作。 之后不久，邵可侣先生写信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信中他介绍了金的苦学经过，请胡适考虑给金安排一个固定工作。胡适见信后约见了金克木，详细了解了金的情况，随即安排金到北大新建的图书馆工作。回忆起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日子，金克木感到收获良多。并且后来通过邵的推荐和圈中结识的友人，金克木也有机会去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法文，后又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这班北大法文组的“末班车”，成为金克木从教生涯的“头班车”，对那样一个好学而苦于缺乏机会的青年来说，人生际遇有时候就这样不经意地改写了。 在开放包容的北大课堂和图书馆，曾留下不少名人的身影，包括沈从文、丁玲、冯雪峰、瞿秋白等，他们中的不少也曾是以“偷听生”的身份来到北大的。北大的空气感染了他们，并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投下知识的火种，留下深深的印迹。一位体验过沙滩公寓生活的人这样描述他见到的“拉丁区”小公寓的印象：“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炉已经冷冷的只剩下了一点烬火，万籁俱寂，一支短短的洋烛，伴着那位朋友伏案疾书。”这黑夜中的微弱烛光点亮了不少背井离乡的“北漂”青年的人生道路，他们在北大的课堂上求知，并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改变了人生命运。 在今天的北大课堂上也时常能看到不少来“蹭课”的同学，他们中有的是外系的学生，也有不少来自周边各高校，甚至其他省份的学子。为了一睹课堂上的名师风采，他们甚至会跨越半个城市赶来，一些知名教授的课常常需要提前占座。在济济一堂的北大教室中，台下的人身份也不尽相同，这当中有学生、进修的老师，甚或有些是保安、校工，就是利用工余时间来“充充电”。有时他们也会问同桌借个笔记，或者在食堂蹭个饭卡，他们或许就是今日的“偷听生”，而在他们中间也诞生了不少奇迹，正是知识之光薪火相传的精神，和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让开放包容的北大精神代代相传，也让学术之光照亮普罗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