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教程(下)

再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十六、十七世纪引起了一种特殊的兴趣，因为在教派对立的斗争和转化中这种关系每一次都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发生了一种有趣的观点的相互交换。新教的世界观按照自己*初的原则改变了中世纪宗教与世俗之间的价值差异，废除了世俗生活领域里“亵渎神明的”禁令；它在国家中也看见了神的秩序（参阅上面第二十五节，7）；在梅兰克森的领导下，宗教改革的法哲学限制了国家的政权，所根据的与其说是看得见的教会的要求，不如说是看不见的教会的权利；的确不错，当权者的神圣使命给新教的国家教会提供了有价值的支持。天主教教会感觉自己对于近代国家应尽的义务就更少了。虽然它已因此放弃托马斯主义，但像贝拉尔明和玛丽安娜等人的学说却投合它的意愿；根据这些学说，国家被认为是人制造的粗劣的作品或者是一种契约。因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丧失了它的更高的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它的形而上学的根据；它看起来是可能被废除的；人的意志创造了它也可以瓦解它；甚至它的*高首脑也被剥夺了他的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新教教徒认为国家是一种直接来自神的秩序，而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国家不过是人的安排，需要教会的认可，否则就不应认为是合法的；只有把它置于教会使役之下，它才会获得此种认可。所以康帕内拉教导说，西班牙帝国（monarchia）所承担的任务是要把从其它大陆夺来的财宝交给教会支配以利于教会同异教徒进行斗争。　　2.然而时间一久，法哲学中存在的这些矛盾转化为教派无差别论去了，教派无差别论在理论科学中也占有统治地位。自从国家被认为本质上是尘世事物的秩序以来，人与上帝的关系被排除在上帝活动范围之外了。哲学特别为公民争取为它自己所要求的权利，即对当时的宗教权威所持的个人的、自由的态度的权利，因此哲学成为信仰自由的坚决捍卫者。国家用不着担心个人的宗教信仰，公民的权利与他归依于何种教派无关：这种要求是十六、十七世纪宗派争斗、激荡不定的必然结果。在此观点中，不信神、无信仰的冷淡态度同要保卫自己不受敌对教派的政权的侵害的积极信念取得一致意见。　　马基雅维里以这种观点进行写作反对罗马教会的专制独裁；但是首先完整地宣布信仰自由原则的是托马斯·莫尔。他的幸福的岛屿乌托邦的居民们信奉差别极大的种种宗派，各种宗派和平共处，不因宗教观点不同赋予任何政治意义。他们甚至在共同的礼拜仪式上团结起来，此礼拜仪式每派可以按照自己的看法去解释，也可以用各自的特殊的礼拜仪式去补充。所以，让·博丹在他的《宗教性质七人对话录》中培养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不仅有基督教教徒，而且还有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异教徒；他找到了大家都同样满意的崇拜上帝的形式。*后，胡果·格老秀斯以一种更抽象的方式把神权和人权严格分开，他以此阐述法律的哲学原则，他建立神权于天启，建立人权于理性，与此同时还严格地、彻底地分开了它们各自应用的活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