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研究》：　　1.孔子以“德治”为中心的理想政治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在其周游列国遭遇四面楚歌、到处碰壁，确认自己的政治抱负已无实现可能之时，开始发展完善其政治理论。在周公“明德慎罚”这一政治主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所谓德治就是道德政治，是把道德运用于政治领域的一种学说，是以道德作为规范君主行为、治理国家社稷、管理庶民百姓的一种学说，是以道德教化作为一种主要的治国手段，运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以达到社会稳定之目的的一种学说。”①以此为参照和依据，在孔子“德治”这一理想政治体系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政者自我德性、德行的修为问题，这是德治思想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设定；二是为政者遵循仁德原则问题，贯彻爱人思想，管理教化庶民百姓的问题，这是德治思想顺利实施的核心目的。　　为政者作为德治的实施主体，其自身的道德自觉和修身践履是德治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孔子认为，道德是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可以超越一切的力量，为政者拥有良好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确保社会发展的正当与稳定。为此，孔子除了强调为政者要从上古尧、舜、禹以及周文王等贤明之君的治理模式中汲取营养之外，还对其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　　为政者首先要修其身。在孔子看来，为政者如果能做到不断地修身正己，具有一定的道德禀赋和人格魅力，就拥有了实施其政治统治的权威和资质。“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②修身是治国安邦之根本，为政者要想有所建树，就必须先正其身，把规范和约束思想行为作为一种道德自觉不断提升。同时，为政者高尚的道德品行必然能够以上率下，成为每个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约束和要求的指南，“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②也就是说，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必将会对全体社会成员产生辐射转化效能，进而对国家的政治前途产生影响。　　为政者其次要勤其政。勤者，政之所要。为政者肩负着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必须做到夙夜在公，履职尽责，鞠躬尽瘁，切不可消极怠惰，玩忽职守。孔子在回答他的学生——子张“如何为政”的问题时，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绝不可以懈怠荒政，而是要勤勉于政事，发愤忘食、忠心耿耿地执政，如此才可以达到安人安百姓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的。　　当为政者的道德品行经过自觉修为、不断提升，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为实施德治思想的第二个层面，即为政者如何教化庶民百姓的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教化庶民百姓，也就是如何治人的问题，这是为政者在施政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为重要和核心的问题，决定了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政权的巩固或崩溃，归根结底取决于民众的拥戴或反对。为政者应根据民众的需求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争取民众的拥戴，注意民心的向背，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就是要求为政者要先富而后教、先惠而后使、先德而后刑。　　先富而后教。民是国之本，德治理想的首要之务就在于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孔子的学生子贡问为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③民生问题大如天，要先让老百姓有饭吃，解决温饱问题，因为贫穷是导致犯罪的客观原因，“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小人穷斯滥矣”，要想减少乃至消灭犯罪，就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先使民众富之。当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得以保障，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则又需要教之化之，使之具有良好的品性与行为，“性相近，习相远”，文化的教养教化和道德观念的有无是导致犯罪的主观原因。因此，只有既使人民富裕又对其施行教化，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从而维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稳定社会秩序。　　先惠而后使。“惠则足以使人”，为政者有恩惠之心，才能够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让民众听从内心的意愿去服从和遵从统治者的意志。为此，为政者要“因民之利而利之”②，多做一些惠及老百姓的事，要体悟到“惠而不费”的道理。还要取民有道，孔子在《论语·檀弓》中感叹“苛政猛于虎”，针对鲁国权臣季氏多征田赋的现象，提出了“敛从其薄”③，反对统治者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当孔子的学生冉求为季氏聚敛征赋时，孔子要求他的学生们“鸣鼓而攻之”④，并对其进行严厉谴责。反之，则对郑国子产“养民也惠”的主张和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其有君子之道。在惠民的基础上，为政者要做到“使民以时”⑤，“择可劳而劳之”，从而使民“劳而无怨”。另外，为政者要慎用力役，“使民如承大祭”⑥，也就是说在役使民众时要像承担大祭奠那般慎重，体现对民的尊重。　　先德而后刑。德化而非刑罚是为政者德治的重要表现之一，孔子反对以严刑酷罚来统治民众。一方面，如果不能首先以礼乐来教化民众，而任其随意发展，直至其违禁犯法才去处以刑罚，是不讲人道的不义之举，只能使老百姓为规避惩罚而选择不敢为恶，不能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进而自觉地扬善去恶，也不能根本解决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这是与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思想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孔子对教化的力量信心满满，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有把礼作为一种内在的因素，内化为民众的自觉自愿行为，使“民自化”，才能“有耻且格”，体现为政者“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⑦的理政归旨。当然，孔子也承认，教化的力量再大，现实生活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困而不学”者。对此，孔子主张刑与法也是治理社会的必要手段，在社会治理中也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才能“政是以和”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