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明

长江礼赞 长江，从雪山走来，自北而南，腾跃于羌藏滇群峰间，又东折入川，接纳巴蜀众水，汇巨流冲决川东绝壁，迎来荆楚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江汉朝宗东去也，阅尽吴越繁盛，倾注大海不复返，以180 万平方千米的丰美沃土，天赐中华。 长江，穿行于北纬30 度南北。这是人类古文明（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的发生线，而长江流域是其中自然条件*为优胜的地段——其他诸域皆因副热带高压控制，成为干旱的沙漠带，文明凭大河灌溉，而长江流域西边有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崛起，阻断太平洋湿暖季风，形成地球上少有的亚热带降雨丰富的地段，水热资源俱富。长江流域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具发展潜力的区域，天赐中华。 回望古史，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于秋。龙凤齐舞、国风—离骚对称、孔孟—老庄竞存，共同构建二元耦合的中华文化。中唐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江迎来领跑千年的辉煌。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长江担当起中国工业文明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锋。 长江流域人文兴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下正在创造更加壮阔的现代文明。试看今日之环球，长江正辉耀于东方。 冯天瑜 2021 年3 月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 导言 一 水是有机生命的源泉，而文化由人这一高级有机体创造，因此，水（尤其是人类饮用、农作物灌溉需要的淡水）是文化生成的**条件。人类有了稳定的淡水供应，方可经营定居农业，进而跨入文明门槛（以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及金属工具的使用为标志）。而能够为人类生存及文明发展源源不绝地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 河流，是指陆地表面经常或间歇流动的天然水体。汉字的河流拟名甚多，大者如“江、河、川”，小者如“沟、涧、溪”，被统称为“水”（《水经注》称黄河为“河”或“河水”，称长江为“江”或“江水”）。江河纵横奔腾的流域，因有充沛的淡水供应和便利的水运条件，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四 大文明古国，皆仰赖大河的恩惠，比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之于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之于中华文明。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此语适用于诸大河文明，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也都是江河的赠礼。 二 但不无遗憾的是，上述诸大河文明多已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比如，尼罗河文明被希腊化、伊斯兰化，两河流域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后被雅利安化、伊斯兰化，唯有中华文明于起伏跌宕间传承不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域广阔、地理形势错综，存在平行互补且有自然屏障相间的两个大河文化——雄浑的黄河文化和清奇的长江文化，所谓“北俊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1 当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气候转向干冷、胡马南征而文明渐趋衰落之际，长江流域后来居上，发挥其优越的自然禀赋，成为粮食、衣被、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和人文胜地。黄河流域邻近游牧区，一旦长城被突破，就可能被游牧人占据。而“长江天堑”成为一道防卫线，拥有巨大经济、文化潜力的长江流域为华夏文明提供退守、复兴的基地。经由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承接与创造性发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义得以保持与光大。得两条大河的滋养与回护，是中华文明于数千年间延绵伸展、从未中绝的原因之一。正如近人梁启超（1873—1929）所说：“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2 三 黄河纵横于北温带80 万平方千米的高原和平原，曾经是林茂草盛、自然生态良好的地域，先民在黄河诸支流（如洛水、渭水、汾水等）流经的台地采集、狩猎，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文明根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在20世纪初展开于中国，首批田野考古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映照，学界据此确认“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 长江流域广及180 万平方千米，恰在北纬30 度线这一“人类文明发生线”两侧。20 世纪70 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推定距今7 000 ~8 000 年，随后又发现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浜，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上游的大溪等“稻作文化”，湖南道县更发现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故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之久远，绝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成为学界新共识。 四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就古人类栖息和农业发明的时间而言，长江流域似早于黄河流域。然而，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便利于木石——铜石农具时期的垦殖。虽然年降水量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粟、稷、菽、麻等旱作物生长，黄河流 域率先成为定居农业文化发达地区。古史所载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昊所代表之族群，多活动于黄河上、中、下游，夏、商、周，秦、汉、唐的都城及经济、文化繁盛地带，皆在黄河流域。以《诗经》代表的商周文学，儒、墨、法等学术流派，主要展开于黄河流域，形成齐鲁、三晋、三秦等繁富的文化区。 古时长江流域瘴气弥漫，土壤黏结，以木石器及初级金属器开垦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时期农耕经济落后于黄河流域。当金属器（尤其是铁器）普及为农具后，长江流域优越的水热条件渐次得以发挥。春秋战国时的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区在长江上、中、下游竞起，以屈骚代表的楚文学及道家等学术流派，主要在长江流域滋衍。 自东周以降，黄河—长江双峰并峙，“风—骚”竞辉，“儒—道”相济，构造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 自汉武帝经营南方，尤其是东晋、中唐、两宋之际，中原士女南渡，铁制农具与牛耕普及。在黄河流域继续发展的同时，长江流域得以开辟和熟化，演进为物产丰富、人文兴盛的地区。从隋唐到宋元明清，长江下游及长江中游相继成为粮米、布帛的主要供应地。唐代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3 之说，南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明清更流行“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总之，自秦汉起，在黄河流域以政治经济重心雄踞中华之际，长江流域的开发也取得长足进展，后来居上。以户口论，在西汉，北方与南方之比为3 ∶ 1；到东汉则变为6 ∶ 5，已大体持平，至北宋则为4 ∶ 6，南方呈反超之势。4 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读通鉴论》议及文化南移：“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帝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黄宗羲更具体地述评中古至近古文化的南北变迁：“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5 然而，经济重心南移并不意味着军政重心的随之南移，因为军政重心的确立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别种缘故，比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驭四方、择都的习惯性标准、抗御北方胡人的战略考虑等，这使得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诸王朝大多仍将首都设在北方。不过，位于黄河流域的军政中心，须依凭东南财赋的支撑。为调适这种“政北—经南”的格局，隋唐至宋元南北运河的开掘被启动了，以繁庶的长江经济支撑地处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随着大运河的开通，由黄河、长江、汉水、大运河构成的中华文化内环线正式形成。“西北甲兵”与“东南财赋”共同构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赖以立国的两大支柱，而两大支柱所依托的正是黄河与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