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说略(精)

　　（一）文本研究　　《周礼》在西汉发现之初即缺《冬官》，时人以《考工记》补之，学者皆无异议。南宋淳熙、绍熙年间，俞庭椿标新立异，首倡“《冬官》不亡”之说。俞氏在其《周礼复古编》中提出，根据《周礼》序官，六官下辖的官职都应该是六十官，而现存五官的属官都超过六十，表明《冬官》并未亡佚，而是由于错简，散入于五官之中。他将五官中超出六十的属官抽出，汇成《冬官》篇。俞氏之说，全无根据，想当然而已。不仅如此，俞氏还把《天官》的《世妇》和《春官》的《世妇》、《夏官》的《环人》与《秋官》的《环人》说成是同一职官的重复，归并为一。然其说新奇，风靡一时，王与之等均从其说。到元、明时，随声附和者仍大有人在。元儒丘葵的《周礼补亡》、吴澄的《周礼考注》均为俞氏之说推波助澜。丘葵认为，《冬官》一职散人五官，认定《天官》属官应为五十九，《地官》属官应为五十七，《春官》属官应为六十，《夏官》属官应为五十，《秋官》属官应为五十七，五官溢出之官为五十四，即《冬官》属官。明代持“《冬官》不亡，杂出五官”说的有何乔新《周礼集注》、金瑶《周礼述注》、舒芬《周礼定本》、王应电《周礼翼传》、徐即登《周礼说》、郝敬《周礼完解》、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郭良翰《周礼古本订注》、郎兆玉《注释古周礼》、陈仁锡《重订古周礼》、陈凤梧《周礼校正》等。舒芬移《天官·大宰》、《地官·大司徒》之文入《大司空》；移《小司徒》及《遂人》之文入《小司空》；又移《天官》的《掌舍》、《幕人》、《掌次》，《地官》的《遂师》、《遂大夫》等四十职，《夏官》的《掌畜》、《职方氏》等八职人《冬官》，随意割裂经文，而自命其书为《周礼定本》。王应电则拟以工师、梓人、器府、四渎、匠人、垒壁氏、巡方、考工、准人、啬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鱼政、盐法、豕人等十八官补大司空，也是无根之论。郝敬不仅认为冬官散见于五官，又提出《周礼》“阳分六官以成岁序，阴省冬官以法五行”之说，强生新解，为识者所不取。　　（二）学术思想研究　　传统的《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注重寻找《周礼》与文献所见周代典制的矛盾之处，如《周礼》建国之制与《尚书》的《洛诰》、《召诰》有别，封国之制与《尚书·武成》及《孟子》不同，设官之制与《尚书·周官》相违。又如清人李滋然统计，《周礼》官员总数达三十三万左右，远远超过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官员数，不合情理。九畿之服、井田沟洫之制、五等之爵等，过于整齐，不可能通行，而只能是虚拟之制。研究的面也较狭小，如清人万斯大《周官辨非》取《周礼》可疑者五十五则而论之，据此判定《周官》非周公书。虽然所论颇为精到，但缺乏把握全书的证据，终属吉光片羽。反对者仍有堡垒可据，他们一方面承认《周礼》有不可信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将这些内容指为后人窜改所致，而其基本内容仍是周公手作。如朱熹就说，“《周礼》规模皆是周公做”，“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近代学者认识到，《周礼》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此书的学术思想，只有把握此书的思想脉络，才能找准其时代特征。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时代》、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侯家驹《周礼思想渊源》等也认为此书为王莽伪作，其思想源自阴阳家、法家、儒家与秦、汉之制。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一书，认为《周礼》一书的主体思想由儒、法、阴阳五行熔为一炉，其精致的程度已超过《管子》、《吕氏春秋》，但书中没有道家思想，也没有灾异、谶纬之说，当是汉初的作品。这种研究视角，较之文字训诂和局部的名物考证，或能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周礼》的时代特征，从而从总体上把握全书，解决《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　　《周礼》所涉及的禄田问题，也颇有争议，宋欧阳修曾批评《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在学者中有较大影响。为此，沈彤作《周官禄田考》三卷，专辨《周礼》之禄田。此书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凡是田、爵、禄之数不见于经者，则从郑注或经义中推求，其说精密淹通，颇受学者称道。　　近现代的《三礼》研究，《仪礼》*为冷落；《礼记》缺乏总体研究之作，多为研究某篇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之作，研究礼义、礼法者较少；《周礼》研究则是*为活跃，中心依然主要是成书年代问题，但在研究方法上有较明显的变化，不再如过去那样，以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为主，而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着重研究其学术思想的时代特征。　　（三）与考古材料的比较研究　　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诞生并迅速发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宝贵的**手史料。《三礼》研究的学者为了拓宽研究的路子，摆脱古代学者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提高科学性，开始用考古材料来研究《三礼》。考古材料中使用得*多的是金文材料。金文指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当时人、当事人所作，比文献材料更为接近史实，因而极其宝贵。杨筠如的《周代官名考略》，是*早的系统利用金文材料研究《周礼》的作品，篇幅并不大，但开创之功不可没。其后有郭沫若的《周官质疑》、斯维至的《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徐宗元的《金文中所见官名考》等论著，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的有关章节，以及日本学者白川静《金文通释》、《金文世界》、《甲骨金文学论丛》中也时有涉及。近年刘雨、张亚初《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等书，总结了用金文研究《周礼》的成果，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上述研究者的方法大致是，将金文所见官名与《周礼》相比较，再用其他文献材料来印证两者的年代孰先孰后。如郭沫若取《周礼》与金文不合的十九个职官相比较，推断《周礼》出于战国之时。徐宗元从殷、周至战国的铜器铭文中，择取五十多个官名（分为三十六项）与《周礼》职官比较，认为《周礼》的六官系统在金文中得不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