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精)

本节*后再对阳明一派与所谓得君、正君之关系略加数言。如前文中所述,余英时先生等学者多从明代皇权对于士大夫之压抑摧残的角度来论述阳明思想的政治背景及意涵,而笔者则以为阳明龙场一悟后之传道讲学,乃是以涤荡士人阶层之精神、振起士人之道德为首务。 当然,阳明绝非以为君心便可置之不理、听之任之。本节开头所引王阳明给方献夫之信中云“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间,人不足谪,是谓一正君而国定”,正说明在阳明看来,“正君”乃是定国之根本要义。然而综观王阳明在“大礼议”期间与弟子等人之通信,其间论及正君问题者绝少,而连篇累牍,皆是要求弟子及朝臣先“致得自己良知”,体得“断断休休”之精神。给方献夫的信中在“一正君而国定”之语以下,又续云“然此非有忠君报国之诚、其心断断休休者,亦只好议论粉饰于其外而已矣”,正说明在阳明看来,正君心之前提,乃是朝中大臣先正己心。 而从王阳明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一再对弟子加以告诫提醒,甚至直白地以“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 “一二当事之老,亦未见有同寅协恭之诚”等为虑来看,很显然在阳明心目之中,当时的朝中大臣还远未具备正君心的资格。故而阳明此际*大的忧虑,不在嘉靖新君,而在争权夺利、故态依旧之朝臣。若以在阳明看来“聪明不世出”之世宗在位,而士大夫出身之大臣尚不能以自身为表率而对其加以引导,则侈谈“正君”,复有何用? 故而从逻辑上来说,正士人为正君之先决条件。且阳明一生大部分时间皆在地方上向中下层士人传道,大多数弟子入门时尚未入仕,与之论“正君”,亦属无必要。此其一。 其二,本节前引《传习录》中“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亦皆不得 其职”之语,说明在阳明心目中,人君应当“端拱清穆”,不干涉六部等衙门之具体政务。则阳明以虚君为理想的君主形象、以士大夫为担当政治之主体,已不言自明。然而在引导君主放权而任政事于士 大夫之前,士大夫内部已在为揽权而彼此争夺不休,其集中之表现,即是内阁专权的问题。故而若不首先化解此问题,势难向君主提出“端拱清穆”的要求。且内阁大臣为提高自己的权势,必然要倚皇权 为后盾,在君主面前愈发丧失政治独立性。 如次章中所述,万历年间内阁面对国本、矿监税使等问题,在天子与舆论之间依违不定,不敢 正面抵制皇帝而招致东林一派的猛烈批评,正是此点之体现。 因此内阁之集权,又涉及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性问题。 在王阳明看来,要解消内阁之集权而形成“六卿分职”的士大夫共治局面,便首先需要在位之士人“致得自己良知”而“全得断断休休体段”。由此可知阳明良知说之政治意涵,亦是首先指向士人自身之作为。阳明晚年在《与顾东桥书》中痛陈士人深受“功利之毒”浸染而驰逐于名利权势,未必不是就当时朝中的政治形势所发。而阳明一生传道讲学之精力,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去此士人心中的“功利之毒”。至于“正君”,虽为理论上的终极目标,但在士人之心得正之前,亦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选自第三章《阳明学派与“大礼议”》第三节《“断断休休”：阳明一派的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