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学说释义

诸位先生，我们所研究的整个社会，目前有两个阵营：一个为少数的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组织的维护者所盘踞；另一个为在“新思想的信奉者”这个不甚适宜的名义下集结起来的人们所组成，他们或是积极促使推翻旧的社会体系，或是拥护推翻旧的社会体系。于是，我们带着和平的言辞来到这两部分人中间，并且郑重地宣告那种鼓吹不只比流血而且比战争还要残酷的学说，不论以什么名义都不能掩饰这种战争的残酷性。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之间的对抗，为自由而反对和为获得*多财富而竞争，我们不相信所有这些战争手段的完全必要性；我们也不承认为了文明的人类注定要把自己的肚子划分成几个部分的那种自然权力。　　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学说将比古代宗教对它的时代的统治和天主教对中世纪的统治能更全面地统治未来的时代；它将比它以前的学说更强有力，它将对世界上的一切观点给以好的影响。它的出现无疑会遭到冷遇，它的传播诚然也会遇到许多障碍；我们准备消除前者，并确信迟早会克服后者，因为当同人类齐步前进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胜利而有保障地把人类从根本规律的统辖之下解放出来。　　一旦度过充满混乱和纷争的时代之后，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吞噬了不再是法定的旧宗教和旧政权的地狱关闭了，因为它已不再符合新社会的需要。所以，看来疲倦多于舒适的心情应当乐于采用那种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法律。但是，对于不久前的生死斗争的回忆和仍然记忆犹新的革命精神，推迟了统一的日期。我们的倔强性格，我们对仇恨的完全怀疑，不断地在我们面前唤起一种专制主义的怪影。如果将所有人的一般信仰和行动加以总结，我们的骄傲所能看到就只是新的束缚，这种束缚正是不久前才刚刚以无数的眼泪、流血和牺牲的代价所推翻的。那些想凭自己的清楚规定来恢复秩序和统一的人，在我们这忧郁怀疑的眼睛看来，他们显然是企图使运动倒退。　　这种无休止的人类斗争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社会联系的普遍削弱，似乎使一些思想家感到害怕，然而同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受不完善的科学观念的影响却又认为，对于共同的建设，对于所有的学说来说还没有建立起足够数量的事实，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考察。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我们把思想离开当前的狭小范围而窥视过去时，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事实，他们确实是想以自己的多数来围攻和战胜我们。今后，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应当通晓和阐释在许多年中积累起来的专门著作的那种新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现在是以深信无疑的信念提出这种观念的。如果它是不正确的，如果它仅仅是增加现已存在的无益体系的数目，那么它就不会引起任何同情，并且继续使人民处于利己主义的泥坑中。但是，如果它是正确的，如果它是富裕的源泉，从而我们的后代将获得为我们所放弃的那种幸福，那么它在心中所唤起的那种同情的激情就是它的合理性的卓越证明。　　但是，由于我们的观点*初可能给予*有才能的人以影响，对于它的价值做了不正确的估计，因为在他们现今的心情下，有一个障碍妨碍它的流行；这就是对在专门研究时建立起来的有限的实际经验所引起的各种共同观念的轻蔑的怀疑。通常认为哲学学说是软弱无力的，把它们看作是智力体操的简单练习，并竭力列举大量据说是所有以往出现的哲学来证明它们的无用。在往下讲述之前，我们说，在这些话中是包含着彼此分离的真理部分和谬误部分的。　　的确，它们是无力的，因为这些在一切批判时代所出现的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妄想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的确，它们是无用的，因为这些道德家的箴言从来都不曾唤起任何一个自我牺牲的行动，也不曾给予社会任何一个可敬的人。而且何况，名言、格言和个别道德体系研究的文集，某些关于智力作用的体系，它们的本质和它们活动的结果，所有这些都不是哲学的观点。这个名称只能用在包括一切人类活动方式和解决一切社会和个人问题的那种观念上。无须多说，配称这个名称的哲学体系和数目，不曾多于人类所经过的社会制度的数目：而且标准的社会制度的显现只有在我们所属的那种文明的谢利叶中遇到两次，文明的谢利叶的事件是（古代、中世纪）至今一直遵循的连续不断的链条。我们所宣告的未来新的社会制度将成为这个链条上的第三个环节：它不同于以前的，但在制度和传统方面同以前又是惊人地相似。它将替代我们在三个时代期间所经历的各种批判时期；*后，它将作为人类发展规律的结果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个由天才的圣西门所发现并由他用一系列的历史现象加以检验的规律向我们证明，社会具有两种不同的互相交替的状态：一种我们称之为有组织的状态，这时人类活动的一切事实都以共同的理论加以分类、规定和调整，社会活动的目的是明确规定的，另一种我们则称之为批判的状态，这时任何思想的共同性、任何联合行动、任何协调都停顿了，社会只是个人互相斗争的、孤立的集合体。　　这两种状态中的每一种状态都占有两个历史时期。有机状态发生在希腊人的时代之前，即我们称之为哲学的时代，或更准确地称之为批判的时期之前的时代。后来出现了一种新的学说，这种新学说经过制定和完善的不同阶段，*后对整个西方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从教会的建立开始了到十五世纪结束的一个新的有机时代，在这个时代宗教改革的活动家们提供了至今仍然继续着的危机的**个信号。　　批判时代具有两个彼此不同的时期。在**个时期集体活动占优势，这种活动*初局限于较同情它的人们的范围之内，但很快就扩展到群众中间去了，集体活动的目的（一些人是自觉的，另一些人是本能的）是破坏现存制度——然而这是激起普遍憎恶的制度。积聚起来的仇恨，*后爆发出来了，从旧制度那里只剩下了一些废墟，证明这里从来都不曾是一个和谐的社会。第二个时期包括使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分开的中间时期。在这个阶段，无政府状态失去了它的疯狂性，但变得更加深刻了；那时将会看到情感、议论以及行动之间的严重分歧。　　我们所经历的怀疑状态就是如此，自由的使徒们既不会使怀疑减弱也不会使怀疑减轻。他们喜欢把那种建立在粗枝大叶基础上的模棱两可的保障体系看作是*后的体系，以便满足上个世纪批判和革命的需要。他们把由他们所制定的所有的这些人权、公民权和宪法权利的宣言描绘成社会完善的极限。他们断言，正是为了这个伟大的成就（Ridiculus），世界才在一些世纪里遭受了分娩的痛苦。如果向他们指出这种普遍令人痛心的状况，那么他们就会担保说，那是由于暂时的和偶然的原因造成的。他们认为各民族和它们统治者的斗争是人类存在的条件。*后，他们断定在目前当怀疑具有普遍性的时候，社会毫无希望。为了证明新的讨论，他们会引证科学迅速发展的事实和工业所取得的巨大意义，而如果他们对于一种能使人心激动的人类生活，谦虚地保持沉默，如果他们对于优美的艺术毫不做声，那是因为他们把它们仅仅看作是休息，看作是一系列愉快的或对那些认为有益的任务就在对醉心于奢华和令人痛心的游手好闲的形式，留下强烈的印象。　　因此，我们对科学、工业和美术要稍加注意，考察一下这三个伟大的被看作集合体的社会机构是怎样以轻松而特别和谐的方式完成自己的职能的，这些职能将保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和力量，促进社会机构应有的发展。到那时，我们就能更好地确定现代智慧状况是怎样影响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　　我们的时代充满着对于在其视野中所达到的科学成就的崇敬赞扬；它满足于援引数量繁多的学说，假如，对过去作某些回忆，那只是为了把黑暗与光明，梦与醒加以对比，从而更加有力地为自己服务。我们尽可能简短地考察一下，这种要求是否有如此的根据，这可以一见而知。　　科学活动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完善和补充。我们首先普遍发现，大部分学者差不多都为了第二部分而完全轻视**部分。至于谈到那些直接推动科学发展的极少数学者，他们则都是沿着十六世纪末由培根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他们累积经验，把整个自然界划分成两部分，用新的细目丰富科学，对以前发现的材料多少补充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新材料；他们几乎要检验一切，几乎一切都用显微镜武装起来，以便使*微小的现象都不被他们的研究所忽略。然而，把这些杂乱累积起来的财富加以分类、整理的学者，他们究竟是谁？整理这丰收果实的人，他们在哪儿？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那样的稿子，但它们是分散在科学的广阔田野上的，而且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有出现任何一个重大的理论观点了。如果问，在星球引力和分子引力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对于现象的秩序是以什么样的共同观点指导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他们是否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研究无机体或有机体（根据通常的分类），那么，他们就不仅不回答你们这类问题，而且，还要寻找一种看起来不会引起任何不安的回答。科学工作就是划分和化整为零——这无疑是很有智慧的，但同时也要发掘使它们联结起来并使它们具有共同倾向的那种联系；每门科学自它为自己的解放而高兴的时候起，它就走着自己的特殊道路了。从此旧的观念就不再适合现代的发明了，应当得出结论，必须根据观察进行特殊的研究，并开始建立一批零散的建筑物的柱子，而不是正确地去建设建筑物。　　然而，他们反驳我们说：要知道人们所说的那种科学院是存在着的，人们是以自己的发明证明自己具有高度的才能，应当认为，科学的田野是被他们在*广阔的范围并以适当的方式加以垦植的。是的，毫无疑问，科学院是存在着的，而且它的所有成员都是具有广博知识的人；每一个人都掌握着某一科学部门，而且有些人甚至掌握着若干科学部门。但这里不是研究问题的地方，有时候选人的选举也不是以浸透到这些团体的派别主义精神为条件的。我们在这里将考察一种现代的不幸，对于这种不幸我们将不作特别详细的研究。但是，我们关于这些学术团体要说的，是科学本身：任何一种重大理论都不能使他们的劳动和谐一致。虽然他们的成员都集聚在同一个大厅里，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共同思想，他们不从事任何共同的劳动；他们全都穿着同样的服装，但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同一特征的假面具，能够使他们彼此引起的那种内心的同情在他们之间则是没有的。每个人都单独地从事研究，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益而有趣的，但却不关心他的研究能否阐明某种相近的科学。有些物理学家为了维护惠更斯的解释而否认牛顿的解释，然而物理科学这个部门是取得参与了这种变化的一门科学。至于道德学也像政治学一样，它们在我们的科学院中甚至没有被提到。　　由于学术团体的这种有缺陷的制度和缺乏理性的教阶制度，*应受尊重的科学院没有把做出怎样的科学成果和还要做出怎样的科学成果作为自己的经常任务；没有提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估计到他们需要得到的那种结果和力量的价值，一句话，没有把迅速而有计划的领导工作作为改进的目的。科学院为了使某个问题得到解决，也许能提供一点少得可怜的奖金，但是如果公众对它的号召像对别的一样没有反应，那么问题的解决就得延迟期限，而且无疑是必不可免的步骤，因为这表明纲领仍是不完善的。　　我们科学院的无用所造成的各种原因就是如此。十分明显，它们的基础是同有意给人们提供报酬和休息的地方紧密联系的，是和重视过去的科学园地，多于重视建立工作协会、号召组织和集中科学力量紧密联系的。因此，我们看到它已丧失了发生作用的基础，没有区分著作和评论它的成果的权威了，即使由具有高度天才的人们作为其成员的时候，也只能得出一些不重要的结果。那么，当科学院几乎都是由献身于部门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工作的学者们组成的时候，又能从这些学院期望什么呢？　　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就是上面所指出的这种混乱情况。由于缺乏规定发明的正式登记，有些学者每天都冒着从事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实验的风险，然而要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使他们摆脱实验，却常常是令人厌烦和徒劳无益的，并且使他们减缓了前进的运动。再补充一句，他们也没有充满信心的感觉和竞争者追击他们的观念；预先警告他们别人也许会从他们所说的那片田野上得到收获；应当藏起来，匆忙地和分散地去做需要慢慢促进联合的工作。总而言之，根据所有这些观点，我们认为以个别人的经验代表科学理论完善的组织是不合适的。科学院不去指挥科学理论的进步，只满足于把这种进步登记下来。　　我们已经谈到，大多数学者献身于实验，但是他们存在并不能保证离开纯理论工作能够理解的那种社会预见性，因为，要从事于这种事业，就必须家庭出身给人以财富和高度的才能——这实际上是很难具备的两个条件。不能说，政府从不奖励学者，但是它很不内行。它努力把他们用在学校、专科学校、军工厂等地方，但总是实际事物耗费了他们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对理论研究来说是极其珍贵的。所以，高尚和伟大的源泉依然是崇高而清闲的职位；然而，是谁以这样的代价购买安静工作的特权呢？当他意识到背后的真正权利是有价值的时候，要有多么高的智慧才会同意担任他所不能完成的职务呢？在一切都应该以正义一词来表示的地方，宽恕岂不是一个侮辱性的名词吗？此外，别的权力则要求那些作为乞求者而被蔑视的学者们对于科学用完全政治和道德的奴役代替宽恕；他必须在自己对科学，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的爱和对自己本身的爱之间进行选择。　　他们向我们说，大概社会将会得到已指出的那种不便的充分补偿：那些为生存而被迫献身于实用科学的学者们无疑会在这方面做出奇迹来。这样的思想自然要想到，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加以实际的检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任务一般说来没有很好地完成，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奇迹。人对不喜欢的工作，就会感到厌恶和枯燥；人的生命就会在叹息中流逝，人的高度才能就会在田野上消耗和熄灭，带给社会的只是他们能够给予的那种帮助的一小部分。请设想一下，假如委托一位有才能的工程师在大路上测量、计算和抛散石堆，那他就很可能比任何一个二等工人对这项工作完成得还要差些；而假如让工人去完成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同样也是不能完成的。既然我们现在谈的是实用科学，那么，是否就忘记了科学的首要的和*重要的附加条件应该是进行教授呢？然而，在科学团体和教学团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因为没有采取任何办法，以便使科学的进步根据它的成就直接转入到教育领域；*后，也没有从理论的高度降到实践的那种宽广而可靠的阶梯上。　　所以，绝不是想轻视那些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对社会有过很大功劳的人的意义，尽管他们离笛卡儿、巴斯噶、牛顿和莱布尼茨还很远；没有辱骂他们那种常常必须以杰出的才干为前提的劳动的企图——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卓越的哲学思想不对现代的科学观念起支配作用和不使它们协调一致。在所有这些方面，除了收集了丰富的部分事实外，我们未能发现任何东西；这就是还有待将它们进行分类的美丽纪念章的陈列馆。智慧中的混乱笼罩了整个科学，也可以说，科学是充满无政府状态的令人痛心的场所。*后，我们说，正是在缺乏统一的社会观点时应该找出罪恶的根源，并从发现统一的观点中去寻找反对这种罪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