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一部现代史

饥饿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历史似乎总是与饥饿如影随形。就在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有人正因饥饿而面临死亡。每天都有2.4万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导致的疾病，这就意味着每3.6秒就有一人因饥饿而亡。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在美国杀害了2973人，而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约有3.5万人死于饥饿，这个数字几乎是“9·11”事件中被害者人数的12倍。这些死于饥饿的人还仅是全球处于饥饿状态的8.2亿人口的极小一部分——全球有约八分之一的人口缺乏足够的营养和食物。尽管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已经远离饥饿，只有生活在被饥荒蹂躏的遥远土地上的那些陌生人才会挨饿，然而事实上，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即便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富有的国家，也有3500万人“缺乏食物保障”，也就是说这些人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因此，饥饿问题亟须得到人们的关注，正如那些致力于消灭世界范围内饥饿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所了解的那样。对饥饿的关注使我们与其他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都相信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人应该生活在饥饿中，更不要说死于饥饿了。 然而，事情却不总是如此。就在不久前，曾有一段时间，人们并不会因为饥饿幽灵的存在而感到不安，人们也并不关注和同情饥饿者。不到两百年前，人们认为饥饿或是一种自然状态，或是不可避免的和必然发生的，非人力所能阻止。因此，尽管饥饿者经常成为基督教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但并没有被当成完整的人来对待，人们咒骂和厌恶他们，而非同情他们。饥饿者遭受饥饿，无力对抗自然和天意，这些只能说明他们不够勤奋或意志薄弱。因此，饥饿就被视为一件很好且有必要的事情：饥饿可以教会那些懒人和穷人劳动的道德准则，教会他们如何作为一个勤奋的个体步入现代社会，具备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且供养自己的家庭的能力。比起那时，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不再认为饥饿者应该对自己忍饥挨饿这件事负责；我们同情饥饿者的遭遇，以彰显我们的人性；我们经常悲叹饥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破坏性影响；几乎每年都有国家元首或上了年纪的摇滚明星聚集在一起，向全球饥饿宣战。 本书记录的是我们理解饥饿和感受饥饿的方式的显著变化史。作为在所有时代和任何地方都困扰着人类社会的不变的一种生物学状态，饥饿经常被视为人类境况中自然和固有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饥饿自古就有且普遍存在。饥饿的含义以及我们对待饥饿的态度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然而，饥饿的永恒存在和显著不变的物理特征却将这一点掩盖了。其中*引人注目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两百年里——这便是饥饿的现代史。 在本书中，我打算追踪现代人对饥饿理解的三大转变——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神圣观、道德观和社会观。我格外关注的是，大约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里，饥饿的概念要么是上帝神圣计划中不幸的或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要么是个人在道德上无法学会劳动美德的必要迹象，这些概念是如何逐渐被新的概念——饥饿是一个集体的社会问题——所取代的，虽然并不是彻底的取代。人们*终认识到，饥饿的过错并不在饥饿者本身。饥饿者本质上是失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受害者，而这些，饥饿者无法控制。他们所遭受的饥饿不仅威胁着他们自身，而且威胁着整个社会的健康、财富和安全。本书的核心工作就是要对这种转变进行解释，以及解释这种转变是如何影响我们治理饥饿的方式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展示一个我们现在熟悉的文化历史诀窍，去揭示一些看似永恒不变的状态，而在于我们理解饥饿的方式在不断转变，因为这些方式塑造了人们解决饥饿问题的体系：追溯一个体系的历史必然意味着重新思考另一个体系历史。按照这种思路，饥饿的范畴成为重新思考治理方式和治国方略如何产生和运作的关键所在。我发现，饥饿的三大现代解释观（神圣观、道德观和社会观）并没有清楚地描述18世纪的旧观念是如何转变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念，再转变为20世纪的社会民主观念的。例如，人们尝试用社会手段治理饥饿时经常采取非常自由的方式，以致福利形式往往会采用过去那种惩罚饥饿者的行为，让他们为自己的苦难负责。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评估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福利国家和全球机构是如何消除饥饿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有限和不稳固。 我认为，英帝国在改变饥饿的含义和现代饥饿救济制度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英国作为**个工业化国家在18世纪后期有效地摆脱了饥荒或大规模生存危机，但饥饿在英国本土仍然普遍存在，在其不断扩张的帝国领土上亦是如此，在英国以及殖民想象中仍然占据了核心地位。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早提出了饥饿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虽然他们对于饥饿是人为造成的还是上天注定的现象各执一词，以及对新兴的市场经济到底会消除饥饿还是将饥饿作为刺激工业发展的动力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两人都认同，生产的富足或匮乏应该由市场决定，不受政府的干预。同样在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这种观点首次受到挑战，因为此时人们开始把饥饿视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和社会问题，即市场未能创造足够的国家财富，以及国家未能保护其公民免受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衰退的影响。还是在英国，饥饿被认为是一个帝国主义问题，随后又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新的国际救助形式。在英国，新的政治运动和治国方略的发展提出要解决饥饿问题和战胜饥饿。简而言之，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的英帝国，现代化的故事部分是围绕着征服饥饿或者至少是将饥饿驱逐到尚未 “开发”的土地上而展开的。 本书阐述了饥饿不断变化的含义和治理饥饿的现代体系，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饥饿仍然大规模地存在于全球范围内，也没有阐释该怎样消除饥饿并将其载入史册。我认为，与其解释现代世界饥饿的起起落落，不如来对现代营养史做个研究。首先，英国正是因为摆脱了饥荒和生存危机才成功地通过充满活力的经济扩张过程成为**个工业化国家。其次，英国的殖民地不停地遭受着灾难性的饥荒的折磨，然而在英国，不断增加的卡路里摄入量（通常是从殖民地汲取的例如蔗糖等廉价食物中获取的）和更好的营养解释了为什么现代英国人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且寿命也得到延长。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在涉及饥饿历史的卷帙浩繁的文献中找到答案。我并不想去重新审视这些过程，我关注的重点是在历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过程的，以及我们为什么首先要提出有关饥饿的本质、缘由和解决之道等问题。
在各种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早期的饥饿史往往是我正在写的这段历史的产物。在这段历史中，那些早期饥饿史重现了表明人们对饥饿问题不断变化的看法和反应中某个特定阶段的辩论的措辞和分析的形式。这其中的许多饥饿史都写于20世纪中期，我的历史叙述也正好结束于那段时间。这并非巧合。而人们把英国作为现代征服饥饿的典范，也并非巧合。 许多学者认为饥饿阻碍了现代化进程，于是他们开始探索欧洲是如何以及何时摆脱了使其衰退的饥荒，其研究的目的在于希望欧洲的现代化之路能为其他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提供经验。根据广义的马尔萨斯模型计算，哪怕仅仅是为了驳斥饥饿阻碍现代化进程的观点，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1750年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如何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尽管受到歉收年份或者其他环境灾难的影响。在对这一进程的众多描述中，有些学者关注的是长期的环境变化，有些学者关注的是诸如新食品、生产形式或公共卫生措施等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的是不断改变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但所有的研究都关乎摆脱饥饿和创造农业剩余是如何为下一步的现代化即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劳动人口不再依赖土地，他们可以迁徙到蓬勃发展的城市和工业中心。由于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推动价格下降，尽管这些城市和工业中心会面临周期性衰退，但人们的生活水平依然逐渐上升。正如政治动荡是饥馑年代的产物，经济现代化会直接促进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这些历史学家讲述的*早有记录的，也是在英国取得*大成功的现代化的故事，就是关于征服饥饿的故事。